对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于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之说不胫而走。正因为如此，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而走向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一直被人们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遮蔽着、抑制着，从而也才有了人文化成！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似乎愈来愈陶醉于自我，或者不分你我彼此的混同。而网络文化则一定程度上既是因，也是果，起到了催化剂和载体的作用。凡此种种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削弱和消解的当不仅仅是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穿了是跨国公司和“人权高于主权”这类典型的跨国资本主义思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比如更加重视某些传统、某些价值。而重视经典、敬畏经典、加强经典研究无疑既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重新构建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乃至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参照之一。
当然，多元并非完全不好，但前提必须是建设性的，即丰富民族文化、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
回到送去主义，一套套装帧精美的汉译外“名著”在图博会上令人瞠目。就因为“不差钱”吗？退一万步说，你有好东西，还怕别人不来拿吗？看看19世纪的英法文化，再看看当下的美国文化，答案当不言自明。想当初我们有了四大发明，不也是人人得而快之。不仅阿拉伯人来拿，希伯来人来拿，就连西方人也没忘了来拿啊。当然，这并不是要一概地排斥自我宣传。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贸易洽谈会，奥运会也颇让国人振奋，令世界刮目；世博会更是让人期待。但图书毕竟是精神产品，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文学，无论多么特殊，终究改变不了其意识形态色彩。况且，文学及狭义文化的输出，最终也是要靠国力，至少是要靠文化实力为后盾的。19世纪的法国及法国文学为世界读者所称道，于是我们的读者通过这一文学而熟识巴黎的大街小巷，反之亦然。上世纪50年代，我们热衷于苏联文学，对保尔·柯察金等如数家珍。如今，美国文学为我们的读者所特别关注……当然，文学工作者的责任之一是尽量消减现实的势利。否则，文学也就混同于一般商品了。问题是，在我们的孩子了解美国的犄角旮旯甚于了解自己的文化、在西方主流舆论和一般读者还揣着糊涂当明白或者相反的当下，与其单方面花血本送去，还不如多想些法子让他们主动来拿、来取、来了解。如是，我们首先取法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以期努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说，只有做好自己的事，只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才是硬道理，却不是急于送去。再说，即使我们送去了，别人也未必领情（或者真要），说不定还有“农夫献宝”，甚至“霸王硬上弓”或“赤色宣传”之嫌。过去的“熊猫丛书”和大量中译外的不理想结果便是明证。我们的不少作家还由此抱怨语言鸿沟，但事实上最大的鸿沟是综合国力的悬殊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差异和隔阂。西学东渐，靠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足够强的综合国力、足够高的文化品位，加上一般的交流和铺垫，翻译当事半功倍，反之则必定是事倍功半。再则，以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少数中国文学作品看，我敢说一般西方读者还远未摆脱猎奇心态。文化或意识形态偏见也罢，种族偏见也罢，无知也罢，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学（包括电影）但凡比较吸引他们注意的，往往还是“献丑”的和“搞怪”的。当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我们远未到不被关注（真正的关注）就会使他们感到危机、落伍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送去什么就很值得探讨。总之，我们不是不能送去，但有所选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前提、是正理。
而学术界要做的，也许是重新体认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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