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观”尽管对历史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找出通过其所谓“三峡”的历史发展道路,徘徊于“知”与“不知”之间。唐先生说：“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个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他也曾在回答友人关于“历史三峡”问题时说：“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但“历史三峡观”又预测，中国到2040年或21世纪中叶有可能通过“历史三峡”，也就是结束“帝制”向“民治”的转型期，实现“民治”。
“历史三峡观”之所以徘徊于这种“知”与“不知”之间，根本原因在于其缺乏理论的“基本内核”和实践的“定律”，也就是什么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中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三峡”，如何现实地而非假设地走出这一“历史三峡”。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唐先生。从唐先生预测的中国可能走出“历史三峡”的时间表回到现实，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动力源泉无疑来自于人民民主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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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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