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专业的学术著作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对公众的历史教育则更多是通过通俗出版物来进行的，优秀的历史作品和历史剧有着广大的受众群，对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大部分历史作品都是这样的残次品，公众又怎能从这些作品中掌握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又何以从这些人物身上汲取积极向上的动力？

二、“恶搞”、“戏说”等现象何以产生

　　除了上文提到的“作品”，现下诸如“大禹有婚外情”，“《四库全书》对岳飞事迹只字不提”，“包公原是‘内衣裁缝’出身，花银子买了个县衙官”等等无聊的考证也不在少数。为何一些人对随意歪曲贬低历史知名人物、把历史人物娱乐化和绯闻化乐此不疲呢？

　　“恶搞”、“戏说”等现象的产生，与当下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有着直接的关系。受传统文化继承、外来文化侵袭、各种文化思潮碰撞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和变化，一些人在这些潮流中不知不觉迷失了自我，不再注重学术道德，不再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名”和“利”作为动力和追求的目标，也有人随波逐流、不思进取，更有人浑水摸鱼、推波助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和后果。

　　“恶搞”、“戏说”等盛行还与当下浮躁的学术氛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注一下近期相关新闻就可发现，关于学术论文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的报道时见报端。现下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攒书”竟成了一些人的生财之道，学术功利浮躁之风大有蔓延之势，致使学术泡沫日益膨胀、学术丑闻时有耳闻、学术尊严蒙受玷污，一些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大声呼吁要尽快刹住这股不正之风。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考虑，对于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这非常正常。但一些人受浮躁学风和投机心理的影响，丢掉了知识分子严谨求实的优良治学传统，也丢掉了知识分子诚信的优秀品质，一味谋求社会地位、荣誉和物质利益，这就与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背道而驰了。

　　“恶搞”、“戏说”等盛行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也不无关系。当前一些研究机构、学校等单位将考核体制奖项化、申请资源立项化，使得学术生态呈现出病态的特征，多年来形成的职称与待遇挂钩的僵化考核方法，以及职称只升不降、职称评定与著作数量挂钩的办法，也使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现象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了。一些地方和单位“以数量论英雄”，硬性规定评职称和资格要发表论文多少篇、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出多少字的著作，一些学术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也过分与利益、金钱挂钩，使得一部分人想方设法拼凑文章。如此氛围下产生的作品，又怎能让人对它的质量抱有信心？

　　无论何种创作都要讲究积累，须“板凳一坐十年冷”，否则一旦急躁就会露怯，一沾功利就会变味。眼下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重读历史”、一夜颠覆千古佳话的怪事，还有诸如“柳下惠其实并不是坐怀不乱”、“花木兰其实姓朱”等等无聊的言论，其实只是一些人根据支离破碎的有限材料不负责任地“还原”历史罢了，是对历史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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