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下旬，安徽省文化厅音乐工作组通知我作为音乐教育界代表参加安徽代表团，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这是文化部与中国音协在新中国建立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音乐盛会。

    当时，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共组织了30多个代表团，参加演出和观摩的人达3500多人，如果加上其他工作人员，有5000余人。除北京当地代表外，我们几千个外地代表的住宿、吃饭分在十几个地方。不少代表团还带来了厨师。因此，那段时间我和很多代表一样，今天吃北京菜，明天吃四川菜，后天吃广东菜，十分开心。我也是在那次的会议上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皮脆、肉嫩，很好吃。

    在后来的三周多时间里，文化部、中国音协共为我们组织了26台节目。为了使每个人都能看到，组委会将节目分在“首都”、“人民”、“天桥”三个剧场演出，每台节目各演三场。演出的内容十分丰富，全部都是中国音乐作品，有古乐、民族、民间音乐，有“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更多的是建国以来当代音乐家新创作的作品。形式有独唱、合唱、民乐、歌剧、曲艺、小合唱、表演唱、管弦乐、戏曲音乐、儿童歌曲等。可以说，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音乐精品和顶尖人才，展示了新中国音乐界蓬勃兴旺的气象。

    那次，我省代表团只有八人参加，带了三个小节目:笛子独奏、唢呐独奏、四句堆子独唱。演出前，团长又打电话，请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乘飞机赶来，临时加演了一个节目(广东红线女也是临时乘飞机赶来演出的)。那次的音乐周，除了北京、上海代表团有规模较大的合唱、管弦乐作品演出外，四川、湖北、湖南等省也献演了大型合唱作品。四川的《川江船夫号子》、广西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陕北的民歌合唱《三十里铺》、湖北的民歌合唱《催冬催》、《喇叭调》等都是在那次音乐周后流传开来的。会上，布依族代表还为《桂花开放幸福来》是布依族民歌而非苗族民歌，向作曲家提出抗议，闹了一阵子。

    音乐周还有医疗服务。我患有皮肤毛囊炎，希望利用这次开会机会看看。大会秘书处得知后，几次派专车把我送到中央皮肤病研究所，请专家为我会诊，使我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音乐周的演出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所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出去游玩、逛商场、看展览馆。其间，组委会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里面陈列着各种出土的乐器，如石磬、编钟、骨笛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乐器，琳琅满目，使我大饱眼福。最吸引人的是聂耳、冼星海的手迹、日记。我们在看到聂耳被黎锦晖(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开除出“明月歌舞团”当天的日记时，正好黎锦晖也在看，我们问:“黎老，你有何感想？”他沉痛地表示:“当时低估了聂耳的影响，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走错了路……”

    8月24日上午开完闭幕式，已至中午，我们接到一个通知:下午一点三刻全体集合出发。另外，还要求我们穿最好的服装。去哪里？干什么？不知道。大家纷纷作着各种猜测。

    下午，我们上了汽车，不一会儿，进入门前有“为人民服务”大字的中南海大门。我们在九龙壁前下车，然后列队，跟着工作人员穿过怀仁堂，到达后面的大草坪。这时，草坪上专门为集体摄影用的五排台阶已站满了人。我们被暂时安排在怀仁堂后面两边，坐在草地上。新华社摄影记者齐观山进进出出，告诉我们:马上首长要来了，他们一出来你们可以鼓掌。我们便站了起来，和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喊声震天。这时，毛主席在后门口出现了！他红光满面，身材高大、魁梧，连我这个大个子都要抬着头看。他在离我不到一米前的地方走过，我和代表们拼命鼓掌，十几个儿童合唱团的代表高兴得跳了起来。毛主席微笑着一面点头，一面挥手向草坪走去。后面紧跟着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能够亲眼见到毛主席，而且还能和他一起照相，我们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兴奋和激动，后来成了我们推动工作的动力。

    不久，我们即在北京的一个照相馆橱窗里看到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代表团合影”照片，有两米多长，若加洗一张，要80多元，够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大家都感到洗不起，最后，只有省文化厅音工组洗了一张带回来。

    再后来，我才知道，那次在我们排队等待照相的时候，毛主席正在怀仁堂小会议室与音乐界的词曲作家及各省市代表团的领导同志谈话，这就是1979年才公开发表的《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这也是《毛泽东文集》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音乐工作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