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殿堂，在图书馆界如伟岸之泰山，令人心驰神往。支撑着这座殿堂走过百年，并使之与时俱进熠熠生辉者，是一大批卓尔不群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我数十年图书馆古籍工作生涯中，得到国图前辈与同行的许多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共同的事业上，我与国图人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我视国图的百年庆典，犹如自己的盛大节日。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分外怀念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她不仅是国图的骄傲，也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1977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的遗愿，我国图书馆界曾联手干了一项旷古未有的伟业——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年五十七岁的冀淑英先生出任副主编。我有幸参与该目录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编纂工作，那时就很仰慕冀先生。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在京汇编草就，移师上海复审，为此冀先生不辞辛劳，在上海居住长达三年之久，这使我进一步获识她厚实的学问与鉴定版本的功力，也使我有了更多向她请益的机会。喜好古籍版本之学的女性不在少数，而真能成为一流专家并且不让须眉者，冀先生是第一人。

　　冀先生在上海的日子里，适逢傅熹年先生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组来上图鉴定碑帖、尺牍。傅先生的兴趣当然更在上图所藏的一大批宋元版本。我将冀先生也请到善本书库，对我而言，能侍奉两位版本学大师一起赏鉴版本、聆听他们的教诲是多么难得与幸运。当看到那部名扬书林的宋刻十卷残本《金石录》时，冀先生脱口而出“该本与北图的三十卷足本很像是一个本子”。当时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历来版本学家都认为彼此是两个不同版本。直至1984年中华书局将北图藏本影印出版之后，我即刻将上图本与之悉心比对，果然不出冀先生所料，两本竟是同一版刻，只是上图本在明末已被人做了手脚，造成了两本为不同版本体系的假象，以致三百年来许多收藏家、鉴定家的“法眼”都被骗过。由此，我愈发钦佩冀先生。

　　1997年秋，我专程赴京接顾廷龙先生回沪小住，离京前去看望冀先生。多年未见，冀先生真的老了，原本笔挺的身板佝偻得很厉害，说话中气也不足了，据她自己说，走十来步就要歇会。我不由感到一阵酸楚。尽管如此，她说，“我每星期要给年轻人讲一次课，主要讲北图古籍藏书来源，一家一家讲，事先要备课。”她原本可在家颐养天年，但她放弃了，她放不下国图，惦记着晚辈们，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奉献给了图书馆古籍事业，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长者呀!

　　2000年春，上图从美国购回一批翁同龢五世珍藏善本，轰动海内外。殊不知这其中有冀先生的功劳，如果不是她与傅熹年先生等专家力主政府购买，上海方面也不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因为那时四百五十万美金在人们的眼中是天价。然而置于今天呢，恐怕太便宜了吧。而冀、傅等前辈们之所以有先见之明，说到底还是真正能识得版本价值所在。当时我对其中的《长短经》究竟是南宋刻抑或北宋刻心存疑惑，便投书向冀先生请教。不久便收到她的回信，逐条辨析，透彻入理，令我终生难忘。

　　冀先生去世几年了，我心里一直想对国图可爱的年轻同行说，冀先生的脉不能断，这可是国图之根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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