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端木之间的关系，肯定是许多读者所感兴趣的。坦白地说，我也很感兴趣。在此之前，我已从其他书中读到过一些相关的描述，但大都语焉不详，于是就想弄清楚萧红与萧军为什么会在临汾分手，为什么端木会乘虚而入。这些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在林贤治笔下，萧军既有仗义豪侠的一面，又有生性风流的一面。当年萧军把萧红救出苦海，对于萧红来说可谓恩重如山，而他为了萧红甘愿坐牢的豪气也让萧红铭记一生。然而，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又是轻浮的，庸俗的（P74）。他追逐着新出现的一个个女人，让萧红痛苦不堪，最终萧红只能选择远去日本。而在林贤治看来，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是一个强悍的、有本事、有力量的男人，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她一方面把萧军看作爱人、知己，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作苦难的分担者，危险中的守护者。”（P69）此后，随着萧军的频频越轨，更是让这悲剧反复酝酿，这就为后来的分手埋下了诸多伏笔。

　　而端木无论在出生、长相、性格等方面，都是迥异于萧军的一个人。“九·一八”之前，他完全过着少爷生活，后来小说写得不错，又有些骑士派头，对女性抱有同情心，于是林贤治有了如下分析：“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有阴柔性质。……萧红对他最抱好感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而且乐于交流。在他这里，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P217－218）大概正是由于如上原因，让萧红在临汾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然而，萧红作为女人的悲剧在于，当她与萧军走到一起时，她正怀着王恩甲的孩子；当她与端木结合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于是端木很快就疏远了作为孕妇的萧红。此后，两人虽有短暂的“新生活”，但不久，端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为了两个人的生存，萧军与萧红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自做出了牺牲。端木蕻良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两个男人，两个极端。两个房间一样黑暗。”（P247）于是萧红的身体和心情开始变坏。她与端木去了香港，她在病中写完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却终于住进了医院。其时战乱已波及香港，而端木居然置住院的萧红于不顾，让并不怎么相熟的骆宾基昼夜照看萧红。这时候，萧红想起了萧军。

　　对于萧军与端木，林贤治下笔是很不客气的，可以看出那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义愤和谴责。比如对于萧军，作者说：“萧军自称是‘感情的奴隶’，在男女关系上，实质上是服从力比多冲动。他的强健的体魄、旺盛的情欲与一贯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结合起来，使他不可能满足于一个性对象。”（P147）对于端木，作者说：“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他写下《初吻》和《早春》，接着是《女神》，都是典型的‘花间派’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早期的土地气息渐渐消散，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轻佻、甚至猥亵的成分，与萧红的同期作品是很两样的。”（P253－254）对于端木，我基本上没有感觉；但对于萧军，我却是颇有些好感的。林贤治先生的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对萧军的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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