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下辖四个组:历史、考古、语言、人类学。他长期任所长，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期间，他希望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这对中国古代史料学及新考据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傅斯年规定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张，如是扩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历史组把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汉简及敦煌材料作为重点研究的范围。由于陈寅恪仍在北大、清华讲课，历史组事务多由傅斯年包办。他组织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

　　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为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制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傅斯年主持《明实录》整理校勘、清代所藏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整理，费资不少，便利了学者的使用。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为当时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之寄以很高的期望，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傅斯年极力提倡科学的田野考古，以取代传统的金石学。他派董作宾到安阳做考古调查。1928年10月开始进行试探性发掘。1929年3月，在李济、董作宾领导下，殷墟的规模考古发掘全面展开。在发掘活动受阻后，傅斯年于11月抵开封，利用公私晤谈、学术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现代考古学知识，说明考古发掘旨在促进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傅斯年在河南活动月余，总算把事情解决。李济后来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语言学组曾对14个省区的方言进行调查，并建立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没。

　　人类学组成立较晚，遵照傅斯年提出的使用直接材料、搜求新材料的原则，人类学组的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体质、文物、风俗、制度等进行了调查。从1928年起，他们先后调查了广西的瑶族、湖南的苗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贵州、四川、台湾的少数民族及古代的羌、戎等民族；并对安阳出土的殷周时期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

参政而不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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