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黯淡，我终于读完《陈寅恪与傅斯年》最后一页，插在书中倒数第三页左下角的陈寅恪先生之暮年肖像，在残照里更添沧桑。文字能够离开视线，忧伤却不能够被遏制，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界大师们，虽然有通古博今、洞穿历史的本领，却不能够阻止时代变迁与社会动荡，不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洞穿自己的命运，面对离乱之世，人类无一例外，都是渺小的弱者。

面窗而立，掩卷长思，飘渺在远处的青山隐于残霞，我叩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又是什么指引着站在同一起点的人们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样复杂而没有定解的问题，恐怕用培根在《习惯论》中的见解也只能勉为不完全的注脚：“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陈寅恪先生的隐忍学者之风，决定其最终留在新中国并隐居岭南；傅斯年先生的霸气与主动，导致其最终归于国民党，并在台大校长的要务中以猝死了结华年；而生长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厚学才俊，如王国维、胡适、周作人，周树人等与此二人的结局更是迥然不同，时代与天命的不可违，都浓缩在各自独特的性情之中，何滋全先生在序言《独为神州惜大儒》中追忆往昔，以九十八岁高龄仍有唏嘘之情肠，何老慧眼，对陈、傅二位大师亦有性格决定命运之叹：“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素，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

历史风云际会，时光回转于1926年7月8日，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内荷香阵阵，绿树荫荫，面容清癯、目光睿智、身着长衫的陈寅恪健步跨入清华园，这一步走得很漫长，漫长到要用生命中十六年的海外苦读作为代价，漫长到要以无数个以书充饥食不果腹的穷留学生夜晚作为前奏；这一步走得很艰难，艰难到要陈氏之世交国学元老梁启超动气动怒，才说服了校长曹云祥聘请陈为教授，幸好曹云祥是开明的，否则，这“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大师将会以何种情状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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