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总要首先关心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我也同样。既然忝居教授行列，自然首先关心教授，考虑教授的属性和生态。就当下来说，我觉得大学教授“自我官场化”的现象尤其值得警惕。举个例子。一次去某大学开学术研讨会，发现会议大厅走廊墙上一幅接一幅挂着校长陪同市长副市长以至市长助理视察该校的照片。照片极大，全彩，镶以金色画框。我不由得心里一沉：莫非这就是大学的荣耀和价值取向？不仅如此，开幕式主席台上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的正中间坐的居然是市委宣传部长。再举个例子，如今好多学会理事会和事关学术的评委会名单里难得出现一个无官无职的教授，简直成了“长官俱乐部”。如果政府有这样的规定倒也罢了，而实际上却大多是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主动行为，即“自我官场化”！同道教授之间谈起，每每唏嘘不已。

　　于是这一年来我时常心想，教授为什么成了这样子？我等教授应该怎样当教授？或者说什么样的教授才是教授？为此读了几本书。一本是《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刘宜庆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翻阅之间，不由得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风流深深折服。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讲演时慷慨陈词：“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早在抗战初期他去开“国民参政会”，就曾当面指责国民党腐败独裁，听得蒋氏十分尴尬，遂道：“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当场拂袖而去。及至接得下一次开会通知，立马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再如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断然拒绝蒋介石来校视察，还骂他是“新军阀”。而对待教职和学生则是另一番风流。其时日寇飞机轰炸昆明，刘教授面不改色：“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纵使二三十年后因“高举紧跟”而为世人诟病的哲学系冯友兰教授，当时也曾执笔驳斥教育部训令，同样展示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风流。青岛出版社作为良友书坊“思想者”文丛之一出版的《私人记忆·教授的风骨与悲剧的诞生》（张耀杰编）中也提及这样的风流。1943年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提名梁宗岱教授任立法委员，月薪五百银元，且挂名即可，梁教授断然拒绝。翌年蒋介石三次派人召见，最后一次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来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至于陈寅恪教授就更不用说了——也是因为今年是先生去世四十周年，我重读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在先生眼里，学术是非可以商量，个人思维不必芥蒂，惟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须以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自不待言，这些教授的风流才是真正的风流。正如《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前言中所说的：“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评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当今衮衮教授诸公的时候，我们惊讶而沮丧地发现：这样的风流几乎荡然无存——教授不再风流了。为什么不再风流了？为了寻找答案，我读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作为个人层面的原因，书中认为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由于他们受过大体完整的传统教育，在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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