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是研究一个思想家的重要资料，它对于了解思想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研究一个人必须知人论世，书信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对其时代的理解和感受有清楚的了解，从而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语境和深层次原因有恰当的把握。其次，按写信日期编排下来的书信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对象思想发展的线索。第三，书信往往少不了研究对象的夫子自道，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对象的初衷、隐衷和苦衷，了解研究对象自己设定的目标和自我解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第四，一般的学术著作无论有多大篇幅，都受既有结构、思路或任务的影响，不可能将作者所有思想都表露无遗。书信的好处是没有什么理解结构，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兴之所至，一些零金碎玉式的思想就表达了出来，是非常珍贵的思想资料，往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第五，学者的往来书信往往是与同道往复辩难，或释疑解惑，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是研究一个思想家不能不读的文献。第六，学者的书信除了学术和思想的一面外，也有反映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对象的个性、性情、人格乃至某些缺陷，都是非常有益的。

　　上海书店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熊十力论学书札》，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说的所有要求。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若论性情中人的话，十力恐排名第一。金岳霖说熊十力哲学后面有他这个人，真是恰如其分。如果说在像《新唯识论》或《体用论》这样正式的学术著作中他的个性张扬还有收敛的话，那么在书信中，尤其是在本书收集的书信中就表露无遗了。在这些书信中，十力挥斥笑骂，一抒胸臆。然而，这些书信中的熊十力给我的印象绝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哲学狂人，而是一个在时代的剧变中痛苦挣扎，甚至有点无所适从的思想者。大陆鼎革之际，熊氏彷徨无地、疑惑恐惧之情，跃然纸上。然最终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心超越了对个人出处的考虑，决意留下尽一己之责。此中艰辛，岂无知妄人所能解？

　　熊十力思想发展中一大问题，就是如果看待他1949年及以后写的著作，尤其是《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原儒》、《乾坤衍》。毋庸讳言，这些著作关心的问题与他以前的著作有明显的差异，政治敏感如徐复观者，在《韩非子评论》一发表就说十力“欲为其（共产党）执鞭”。但这一时期的书信却告诉我们，熊氏晚年的这些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著作，绝非那些反共意识远过哲学意识的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向共党求饶”，而是有其时代与思想相互激荡的内在原因。一方面熊氏在40年代后期读了一些（不多）马列的著作，虽不同意其存在论的立场，但对其的社会政治理想却表同情。另一方面，在时代剧变的刺激下，他对“三十以后好穷玄”有所反省：“六十（1944年）后，遭世变之烈，始觉咸、同诸老，为学以义理为宗，以谦虚、笃厚、切实为做人之本，……。以关心民生国计，讲求实用，为其毕生致力所在；言而可见之行，动而必求寡过，……。吾每念，今日学风，与其承乾、嘉，不如学咸、同间湖、湘诸老。”既然肯定晚清经世之学的为学方向，又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产生了以儒马互释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又有什么奇怪的？况且十力向来试图打通中西。当然，他可能会有希望他的著作能为当道所容的考虑，但这绝非这些著作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人们对民国学术往往赞美有加，可是，熊十力对民国学术却是始终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民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知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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