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无求真知正见之念，无深沉厚重之风，将知识见闻作为扬名社会之具，无一毫反身之诚。”“哲学则中西两不是，向西乱拾几毫论调来，谈不上有穷源竟尾的研究。于中则根本鄙弃，但为无法出风头，则不惜稗贩洋人一二空名词，并取古人几个名词，或几片语杂合来，以之论道，以之言理。”“而今之知识分子，无论为左为右对根本切要之各大问题，同不注意，同不说半字。或空呼民主而外倚，或顺从危乱之政府，或漠然无感觉，一切不关心，还想现局可安，不会有事。”十力对民国学术思想的描述，衡诸今日，似也有相类处。
此书对熊十力与吕徵和刘静窗往来书信的收集，的确有相当价值。只是他与梁漱溟的通信对于了解两人的思想和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熊十力论学书札》只收了熊十力给梁漱溟的信，而没有收梁漱溟给熊十力的信，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书中所收的熊十力给梁漱溟的信来看，既有对自己思想的说明和辩护，也有对梁漱溟思想的批评。熊和梁是新儒家中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两人对对方的批评都是对要害下手。梁对熊的批评是熊不该将西方宇宙论、本体论之类的概念、思想用于中国哲学，而熊却独好宇宙论与本体论。熊为何要坚持宇宙论，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他“我所差的是科学”这句话里，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伦理本位是梁漱溟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思想，而熊十力偏偏激烈反对梁的这个思想，连带对梁氏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判断。家庭伦理在儒家伦理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梁漱溟基本肯定家庭伦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而熊十力恰好相反。在此问题上，他与五四激进主义者同出一辙：“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头脑者皆能知之、能言之，而且无量言说也说不尽。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甚至无一切学术思想亦由此。”一个六十六岁老翁以五四新青年的口吻说话，的确是在提醒我们，对新儒家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可能还刚开始。新儒家是应该非常复杂的一个称谓，牟宗三、唐君毅与徐复观绝不能是新儒家的全部。熊十力与第一代新儒家的关系和分歧；对第二代新儒家的关系及批评，都还没有得到信实的揭示，而此《论学书札》为有志于该项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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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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