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出版了，可以看看，此书记录许多三十年事，这似乎是个特例。本来打算买一本，可是到院图书馆一看，原来已经上架，一大厚册。翻开一看，基本上是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知青的作品。这一代人，主要是两个记忆。一个是革命的记忆；一个是被抛弃的记忆。我比这代人大十岁，“七十年代”给我留下的只是被革命的记忆。比如在70年代初的“一打三反”中，战战兢兢，总算脱过一关；但没有过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关，被请进了K字楼。《七十年代》中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中许多场景是我所熟悉的。我与张郎郎曾有两面之雅。还是三十年前了，那时他在《美术研究》编辑部作编辑，骑着辆旧自行车四处组稿。在白石桥碰到他一次，聊得比较长的是在京剧院齐治翔家。听他讲遇罗克在半步桥23筒（就是文中所说的“死刑号”“枪号”）的遭遇与表现，在座者无不感慨唏嘘。我与遇罗克是高中同学，一起在校文学组共事两三年，很熟，所以张郎郎对罗克事迹的叙述，更使我悲慨莫名；时过三十年，这次读《宁静的地平线》仍然很震撼，这篇文章使我打破了十点半以前入睡的习惯，过了午夜，仍未成眠。
文中还提到了沈元，这也是我早就知道的。他是“学部”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1957年沈元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后来摘掉帽子，在家里和北图自学，写了篇历史论文《〈急就篇〉研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急就篇》是汉代识字课本，但从中所排列字词里可以考证汉代一些社会情况。这篇文章从选题到分析过程在50年代看来都有新意，受过郭沫若的表彰。困难时期，社会控制较松，近代史所所长黎澍很欣赏沈元，把他收进所里，而且提倡青年学者向他学习，认真读书，开拓思路。北大历史系有些人对于近代史所任用“摘帽右派”沈元，并《历史研究》接二连三地发表他的文章，有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特别生气，告状到毛主席那里。文革一来，这是近代史所了不得的大事。“革命派”指出，这与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唱反调。于是，不仅黎澍受批判，作为黑典型的沈元也没有好果子吃了。沈元受不了，化妆成为黑人，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避难，不料一个到苏联使馆办事的非洲外交官员把他送给使馆门外站岗的中国警察，这样，他也进了半步桥的23筒。张郎郎对他的描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沈元在监狱的情况：他是在发了神经病后被枪毙了。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淘旧书，曾买过一本王栻的《严复传》，是本很薄的小册子。扉页上有沈元的印章和签字，我想这是沈元死后，其书流散，到了琉璃厂，我买下了。书后有沈元题写的一行小字“作者没有学力评论严复”，从这句话可见这个年轻人的自负。四人帮倒台后，沈元平了反。2008年沈元在美国的一位姐姐来北京，到近代史所问沈元事和想要他遗留在所里的东西，所里的老研究员刘志琴先生曾经写过关于沈元的文章，与沈元姐姐见面。刘先生与我是邻居，说及此事，我把那本小册子给了刘先生，请她转交给沈元的姐姐。今年5月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出版了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前面有台湾沈君山（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序。这位风流倜傥曾一度穿梭于两岸之间的大名人，原来与沈元是表兄弟。郎郎的文章引起了我太多的联想。
匆匆忙忙的2009年就要过去了，仔细清点读书心得，还有两部奇书不能不谈，就是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和侯井天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前者是关于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报告文学，这是作者根据多年实地调查研究写成的血泪文字。后者，聂诗是奇诗，已为熟悉旧体诗的人们所共知；侯井天更是奇人，以古稀之年，为弄懂聂诗，调查与聂翁相关人士有一百余位，来往信件，不计其数，孳孳矻矻二十年，以成此书，被读者誉为义士。这在商业大潮覆盖一切的时代，真是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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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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