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不管三七二十一，胸有成竹地去找了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陈述了举荐钱先生的原委由来。他说：“南大要不要戏曲研究这个学科？要不要继承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如果不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正巧有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去把钱先生请进来！”陈老为什么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保举呢？他对郭校长是有一番绝妙的说辞的。他说：“从法律概念来讲，钱先生是没有问题的人。如果钱先生触犯了刑律，那就按律治罪，判刑入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不是罪犯，只是人家不要他了，失了业，但仍享有公民的权利。如果南大加以吸纳，是‘人弃我用’，完全合法。”这唯有陈老独具如此的胆识，别的人是说不起来的。恰好碰上郭校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待、有远见的党政英杰，他原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来南大后正打算为发展高教事业大施拳脚。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对陈老的建议爽快接受，一口答应。校长拍板，系主任点头，便由南大人事处安排具体事宜。

　　再说钱先生失业以后，茫茫然无所适从，想不到好音从天而降，南京大学派人来接他了！由于已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南大人事处用不到发商调函，也不牵涉到跨省跨校调动报批等麻烦事，只要按照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模式办理，手续十分简便。南大人事处给他报进了户口，按教育部规例，当时凡录用没有头衔的学人进校者，概称教员。工资不高不低，每月发给150元(当时南大助教的工资是53元4角)，分给一套住房。遵奉陈老的经验，这件事低调进行，不能张扬，以防有人干扰作梗，多生枝节。一定要等好事办成后，才对外宣告“钱南扬先生到了南大”，那末，即使事后生风，也阻挡不住了。

　　1959年9月，钱先生欣慰地带了家眷到南大安居乐业，心里是感激不尽。他在教研岗位上勤恳努力，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虚龄是61岁，足龄60岁。

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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