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1899-1977)名珣，以字行，安徽桐城人。

　　方氏早年精研西方哲学，受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生命哲学之影响，十分注重形上学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定“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由此途径一路展开，深入中西哲学的堂奥，致力于提升生命的意义，强调生命乃“本体至真之境”，确立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这一学术特点，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化上，则是以《易经》为原点，不断生发开去，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以阐发“生生之德”的原理，明示“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由是将中西哲思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而形成自家广大和谐的宇宙观。

　　方氏论学，高视阔步，气魄宏大，尤为推许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念，故能博采众长，涵泳百家，汇通中西印，融合儒释道，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然与现代新儒家有所不同者，乃是对宋明儒学有肯定亦有批评，这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里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一书，系根据方氏在辅仁大学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原订课程计划一学年，讲授内容为“宋明清儒家哲学”，后因病中途辍讲，仅只讲到宋儒张横渠为止，共计十八讲。整理出版者对此书名有说明:“一方面保留了原课程的名称，同时也表示了不得已的苦衷，用志哀悼。”因此，这本未完成的讲录，可谓方氏生平之“绝响”。虽说留下遗憾，但从刊出的内容来看，足够体察哲人的“孤诣”与“微言”。是书中就宋儒“辟佛排老”而固执于“道统论”提出批评，对宋儒坚守“道德人格”以及“天人不二”的思想观念充分肯定。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

　　在该著里，方氏多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凸显中西哲思异同处。更因他对哲学的独特看法，认为哲学是一种形上学，以探究人生问题为趋归，故有意于中国传统形上思想进行疏理，结论出中国形上学之律动悉依三节拍而运行:初拍强调儒家，次拍注重道家，三拍则转入佛家，终拍奏形上学之高潮于新儒家。新儒家乃是以儒学为本，融摄众流，犹如百川汇海，万流归宗。方氏还就新儒家诸子心态气质各异的特点，将其约分为三派:唯实主义、唯心主义与自然主义。三派理路虽殊，主旨则一，皆是继承先秦儒家传统，这也是被称作“新儒家”的原因。方氏对于新儒家的称道并敬意，主要还是着眼于宋儒提倡的理想人格，如说“宋代的所谓哲学家，在品行、私德方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厚非的。”又如“宋儒做人方面在建立道德人格，以挽人伦隳丧之弊;于为学方面在恢复学术正统，企求衔接先秦之儒家思想，成立所谓‘道德之传’。”对于北宋前三子，方氏做出衡评，称周濂溪为“儒学复兴的先驱”，邵康节为“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张横渠为“大气磅礴的哲学家”，尤对张氏《西铭》一文倍加赞许。同时，也指出他们思想的驳杂，有“援道入儒”的特点。因此，方氏讲“学统”而不讲“道统”，正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从无所谓“孤立系统”，也从未有一种学问可与他种学问截然分离而独行。此外，对于宋儒承接先秦儒讲“天人合德”、汉儒讲“天人合一”的学统，而提出“天人不二”，主张以“一体之仁”来理解天地万物之心的观念，亦给予了充分肯定。

　　方东美先生学养深厚，属文典雅，人品高洁；中英文造诣之深，海内外学者共识；一生杏坛讲学，诲人高尚其志，追求崇高精神人格，有夫子所倡“君子之德风”之“风德”。其平生著述、演讲由弟子们翻译、整理成册，在台湾印行出版《方东美先生全集》；大陆出版几种均为节选本，迄今尚未得见出版完整的著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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