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先生《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说，国学、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张分田先生的《“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从当下的“国学观”之争谈起》(以下简称张文)则说，“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

　　我相信，这样的观点是作者本着于文中一再强调的“求实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进行认真思考才得到的;但同时我也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很成问题，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所谓“求实”的精神并未超出主观想象而达至客观真实之境。

　　请问:第一，属于“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就没有现代价值吗?既然没有现代价值，那又如何能构成现代化的“阻力”呢?须知反面的“阻力”与正面的“推力”一样，也是其现代价值的体现啊!第二，能因为“历史的东西”与“现代意识”属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体系就可以否定其现代价值、排斥其“加入现代化行列”吗?您的历史与现代的界限怎样划分?是30年、300年还是3000年?如果以时间划分，那么按照您的逻辑，所有历史的东西都没有现代价值了;如果以体系划分，那么何止是儒学、国学，即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卢梭人民主权论、洛克自由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都属于上个时期的、不同体系的思想，难道也都没有现代价值吗?第三，所谓“和谐”、“仁义”、“礼仪”这些价值观念到底只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还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的东西?能够用“各民族都重视”的共性来否定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特别重视”的核心价值观念吗?既然您说是大家都有的，那又怎么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

　　这种混乱与矛盾，反映了对历史的误读。其所误者，就在于“部分肯定，全盘否定”、借共性否定个性，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与法家、民本与君主、人文精神与专制主义、道德理想与现实矛盾、民主精华与封建糟粕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这实质上是一种全盘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观。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反儒家的学者就将儒学定位为“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批判，说“儒家传统不适应现代化，指的就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不是指这个观念那个观念”。这些人只看到董仲舒以后的儒家的阳尊阴卑纲常伦理，而没有看到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没有看到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仁道为根本，以义、礼、知、信、和、敬为价值系统的人文主义哲学。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尽管人类各种哲学、宗教在追求真善美这样的最高层次上是共通的，但以“原罪”为基因的基督教文化与以“原善”为基因的儒家文化，在论述“仁义”、“和谐”、“礼仪”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时是大相径庭的，比如说儒家主张“孝悌为仁之本”，要敬祖、祭祖，基督教文化会同样“重视”吗?

　　再从现代化的实践层面看，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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