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等人提出新民本思想以前，无论宗法制时代还是君主专制时代的民本思想，都是“君以民为本”和“国以民为本”的主张，都具有“尊君爱民”的性质，都还没有提升到君权来源于民权的思想高度。到了黄宗羲撰著《明夷待访录》提出振聋发聩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浙江文学家张岱提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质才起了重要的变化，即认识到权力来源是民而非君，亦非天，生杀予夺大权应当由人民主宰，君无非是民推举出来为主体之民服务的客体。所以，如果说此前的儒家民本思想是与宗法制、君主制相匹配的主张，那么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新民本思想即已超越了传统“君以民为本”思想的藩篱而具有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因素，从而开拓了儒家政治思想从民本走向民主的思路。但刘、张之论对此不加分析或避而不谈，而笼而统之地认定儒家民本思想“属于专制政体范畴”，难道不是对历史的曲解吗?
本刊于2009年12月7日刊登了梁涛先生题为《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的争鸣文章，同时摘要转载了刘泽华先生发表于《历史教学》（高校版）的文章《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议，纷纷来电、来函、来稿，表达意见，参与讨论。张分田先生的文章对梁涛先生文章提出了商榷；而吴光先生的文章则是对张分田先生文章的再商榷。这样安排为的是便于读者及时、全面地了解争鸣双方的观点。特此说明。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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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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