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古代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为环境考古。我国环境考古的累累硕果中，最令人震撼而难以忘却的，莫过于夏正楷教授等关于喇家遗址的探讨。4000年前，地震、山洪和洪水给喇家先民毁灭性打击的凄惨场景，借助于他们的研究，居然能够再现于我们眼前。近年来，莫多闻教授等从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古代环境，并从环境角度论述了新石器晚期以来，我国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文化中心的原因。

　　世界上最早的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占了两种，即稻类和粟类，因而中国的农业考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十分关心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作了有益的探讨，而且还利用他的国际影响，于20世纪90年代促成了“中美农业考古队”的组建，并开展了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发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

　　近年来，袁靖、赵志军研究员等综合分析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黄河流域居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是家养动物，而长江流域居民的主要方式为渔猎。又如，北方为粟作农业传统，南方为稻作农业传统，而中原地区则由原来的粟作农业转向稻粟等多作物农业。

　　我国农业科技考古的长足发展还体现在植物微体化石的研究领域。其中，植硅体方面最为显著的成果当推吕厚远研究员关于粟、黍植硅体形态及其差异的辨别。基于这一辨别，他指出，我国黍的起源应早于粟千年之久，并认为磁山地区应为我国粟作农业的发源地。另一个值得介绍的成果是吴妍博士利用扫描电镜和高景深数码相机，分别实现了水稻植硅体的三维图像重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植硅体形态特征测量的速度，有效地推动了植硅体分析的应用。

生物考古:勾勒人类迁徙轮廓

　　如果说，碳14测年方法的建立使考古学从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那么，生物考古的开展则可望勾勒出古代人类迁徙和社会发展的动态轮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PCR技术(聚合酶链反应)的建立直接催化了古代DNA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近年来，古代人类DNA研究有两个颇为重要的进展：一个是Real-timePCR技术，它可有效地鉴别源自古代样品的DNA污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古代DNA分析的可靠性;另一个是焦磷酸法测序方法的建立，它奠定了核DNA测序的基础，将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分析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预见，随着古代DNA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古代人类遗传关系的复原、描绘古代人类的迁徙路线终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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