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蔡莲珍、仇士华即根据稳定碳同位素比值，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新石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在我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人们已捋清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先民食谱的地域分布特征，即黄河以北主要以粟类植物为食，长江以南以稻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而中间区域则两类兼而有之。而根据北方先民的食谱变化规律，可将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定为北方农业起源的下限。与此同时，胡耀武、汤卓伟博士等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家猪的食谱与饲养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为动物驯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残留物分析是生物考古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2005年山西省绛县西周倗国墓地发掘出土的一个铜簋中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物，杨益民博士等分析了样品的碳氮含量和同位素比值，推测铜簋内曾盛有煮熟的大米及肉类——“羹”，这一与文献记载相悖的结论，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陶瓷、冶金科技考古受关注

　　说到陶瓷科技考古，人们必然想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界值得骄傲的里程碑，对世界陶瓷科技考古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科技分析基本改变了以往我国北方不产原始瓷的认识。联想到北朝时期我国北方高质量的青瓷和刚刚问世的白瓷，不难意识到，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略的我国北方汉代之前的陶瓷发展史，应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顺便指出，当前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的主要动向有:利用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XANES)等方法探讨呈色元素的价态，从物理层次探讨釉、彩的呈色机制;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制作工艺;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方陶瓷研究等。

　　冶金科技考古中，中国冶金的起源最受学术界关注。对此，国外学者大多持来源于西方的观点；国内老一辈考古学家则多从我国考古学文化连续性考虑，认为我国的冶金技术应为独立起源；而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又较倾向于来源西方。柯俊院士和我根据姜寨等遗址出土的黄铜推测，我国冶金技术当为独立起源，而在此之后受到西亚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中国最早人工冶炼金属的年代与西亚相近，其冶炼金属为黄铜，不同于西亚的砷铜和红铜——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冶金起源的本土说。

　　毫无疑问，科技考古的崛起还体现在其发展的全面性。除上述领域外，至少应包括古代铁器、古代玉器、古代漆器、古代玻璃和古代纸张等领域。特别是古代漆器和纸张，原先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现已出现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

　　科技考古学的崛起还体现在人们对多学科协作的认可。特别在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农业起源与传播、人类的迁徙、社会的分层、文化的交流等重要科技考古问题，并通过多学科协作，将问题逐步引向深入。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我国科技考古专家业已借助陶瓷科技考古等研究，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考古学家也已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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