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书的大意，原标题有概括：宋代的诗与画：政治异见者的讽喻艺术（汉译的标题，似模糊了些）。书的故事，乃是从王安石变法说起的。这回变法，与历史上多数变法一样，先是惹起了争议，尔后是党争。唯有别于其他的变法，反对的人，多是旧伦理称的“小人”。神宗的熙宁新政，则因有国家统制经济的色彩（如林语堂《苏轼传》中，就称之“国家资本主义”），故扰乱以士绅权为中心的旧社会结构的同时，亦增添了百姓之苦。这样反对者——或姜书称的“异见者”（dissenters）中，就颇有“君子”——如司马光、苏轼 、黄庭坚等。虽居心险诐，甘附下流，亦无妨吟诗弄赋，粉饰心迹，如潘岳之“遂初”，阮髯之“咏怀”，但终不如自信为正人，能堂皇其辞，鼓动风气。反新法的“旧党”被排斥于朝后，便是以“正人”的自信，去以诗文等形式，攻击新法、倾诉所受的不公的。

　　至神宗元丰二年，新党颇不便旧党的舆论，便一发狠，逮捕了其中最多舌的人——外放湖州的苏轼，以“谤讪朝廷”之名，穷治其罪。这就是史称的“乌台诗案”，宋代有名的文字狱之一。苏轼被捕后，辞连司马光、王诜等二十余人。他们或贬谪，或罚金，总之一体斥罢了。这个事件，乃真正揭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哲宗元祐中，新党失势，旧党还朝，又穷治旧党。但元祐党人间，亦自相攻讦，内阋于墙，故旧党的局子，不久也倒了。尔后是哲、徽两朝的新党复辟，那个结果，自然是更严酷的清算，与元祐党人的被禁锢。此后至南宋的高宗朝，虽国土日蹙，却党争日亟——虽党争的焦点，已由新政转为和战。

　　从今天的马后炮讲，熙宁的党争，犹不失争政见，后来则渐为争意气、转而争利禄、终于泄私愤了。争有暗室之谋，亦须舆论之助，故党争中的士子，便一方是颂升平，贡谄媚，惟恐话说得不显白；一方虽惧于文网，却不甘息喙，于是抗议或抱怨的话，便写得如密电码，非深通古典、晓谙今事的人，莫能读懂。王夫之说，“宋人（作诗）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说的就是后一情形。姜斐德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

　　姜书总的意思，是说这作诗的“影子语”策略，文人也用于作画。具体的手段，乃是把古诗写迁客逐臣的意象，翻译为画材，复择取古诗的字眼或韵脚，或用作画题，或写诗跋；两者的作用，乃近于密码。故一方面，通古典、晓今事的观画者，从中可解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悲恨；另一方面，这隐微的手法，也可使作者远政治之害。

　　姜书的论证，是从宋迪今佚的《潇湘八景图》开始的。宋迪是神宗朝的官员，亦善画。熙宁中，他因事落职（依作者说，或与旧党有牵连），蛰居洛阳。在这里，他以潇湘八景为题，作了一组画——或是最早的以“潇湘”为主题的作品。今按“潇湘”，一说指湘江（潇乃“澄澈”之意），一说乃潇水、湘江的合称；要之不管哪个，其为今湖南地区的一泽国，殆无疑义。开始论证前，作者先由舜的妃子——娥皇与女英——说起，而后屈原、宋玉、贾谊、庾信，最后至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介绍了文学的“潇湘”，是怎样演为一意象的程式，被后来的迁客逐臣，表达忠不获省之痛与去国怀乡之悲的。而后，故事便转到了宋迪。在“潇湘八景图”中，他将文学的“潇湘”之潜义，注入所绘的画中，以此比况他本人的去国之恨。如八景“平沙雁落”的“雁”，便指喻自己的无辜被逐；“远浦归帆”，则暗示还朝的企盼。其后的“山市晴峦”，似要复杂一些。这个画材，是暗引杜甫的——最为主要的，乃《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在杜甫的诗中，与“朝”相对的“市”，不仅是田园生活的象征，也是下民苦难的舞台。宋迪转之为画材，目的是暗示熙宁的新政（尤其“青苗”、“均输”、“市易”等内容），实造成了百姓的苦难。至于“晴峦”之“晴”，或又是一乐观的表示：对秕政缓解的企冀。其余如“江天暮雪”、“洞庭秋月”、“ 潇湘夜雨”、“烟寺晚钟”与“渔村落照”等景物，作者亦尽发古诗潜义，以见宋迪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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