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论述君子的理想人格，表现在精神气质上就是文质彬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由“质”和“文”两个基本要素构成，质相当于质朴，文相当于文雅。质文双方，任何一方所占比重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平衡丧失，出现“野”和“史”的两种极端。只有搭配得当，才是理想的文质彬彬。

　　这是观察个人精神气质的标准，可不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时代呢？

　　还是孔子，在《礼记表记篇》中留下一段语录：“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显然孔子也是在用文质概念观察一个时代。在孔子看来，夏朝是质胜文的时代，而殷周是文胜质的时代。清代刘逢禄《论语述何》，把夏商周三代用文质互代过程来描述，他说：“殷革夏，救文以质，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质彬彬者也。”关于夏商周，究竟是史是野，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可以用文质这一对概念概括一个时代。

　　唐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在接触了许多唐代的具体故事之后，我以为唐朝的精神气质，正是不野不史的文质彬彬。有人归纳唐朝，认为是青春气象，但无法体现唐人的智慧和理性。比较起来，秦汉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青春勃发期，昂扬向上，但粗枝大叶，敢想敢干，但不失野蛮。民间百姓，皆以复仇为秉性，一言不顺，拔刀相向。豪杰勇士，动则发动群众围攻政府。酷吏执政，成百上千地滥杀无辜。一方面拓土开疆，一方面虐待百姓。秦汉政府也是青春期型的，勇往直前，蛮横无理，都可以看作是青春期的冲动、盲目和蛮干。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和民族融合，中国如同经过了初婚期的迷惘一样，对于幸福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看法。在风格上有意识地远离野蛮，与此同时努力修习，滋润自己的精神。身体上在青壮年之间，不会争强好胜，但是绝不畏惧挑战。习惯用智慧解决问题，理性地看待社会、国家和一切重大课题。向历史汲取智慧，理智地对待一切，不急不躁，气质优雅，风度翩翩。既有将军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又有红叶传书的浪漫故事。智勇双全，侠骨柔情。这正是文质彬彬的唐朝。

　　唐朝过后，中国的体质似乎严重下降。聪明的人越来越多，朝廷上下充满美文式的算计。宋朝的殿堂，几乎是文学家的聚会，文章风流潇洒，可是政治总是阳刚不振。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很多大臣主张妥协，算来算去，最后放弃的总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精神。拼死一搏的念头在宋朝永远居于下风，以至于“死亦为鬼雄”的豪言壮语只能出自女子之口。“恐辽症”比辽朝存在的时间还长，恐满症接踵而至。也曾出现岳飞、戚继光这类昙花一现的英雄，但是当时的环境注定他们要以悲剧结束。这也恐惧，那也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这不就是垂垂老矣的症状吗。对内以文抑武，对外幻想以夏化夷。文胜质则史，最终只能如此。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说呢，文质彬彬我爱唐。唐的文质彬彬，起源于唐太宗时代。高祖时一方面是武装斗争扫平天下，一方面欣赏隋文帝，亦步亦趋。而从北周到隋朝，不仅统治者的最高层原本属于一个集团，武力应对天下的主流思维从来没有放弃。隋朝的短命与秦朝的短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过分迷信武力。这种习惯是唐太宗时代放弃的。唐太宗听从了魏徵的建议，以德化民，行王道路线。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各项政策也开始见效，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开始呈现。然而，贞观遗产，不仅仅是优异的治理天下的政绩，还有文质彬彬的时代精神。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