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还是从世界中世纪法制史来看，这种取消良贱制度的创举都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从古代法律的层面上讲，良贱是指两类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贱民的基础构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历史条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变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来源与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秦汉时期，奴婢改变身份的条件较为宽松。秦朝统一后，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特点是：良贱可以通婚;奴婢改变身份的途经较多，如奴婢可因军功获得爵位，而爵位可赎免亲属，冗边五年也可换取一人免贱。汉承秦制，奴婢地位没有下降。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年）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东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些都说明汉代奴婢身体权获得了较高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剧下降。曹魏时恢复了对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与良人的区别，这是对西汉废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时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军队攻占一地，战俘尽为官奴婢，甚至沦陷区的平民也沦为奴婢。隋唐时期，良贱制度更加完善，良贱通过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条，约占其内容的五分之一。它与国家尊卑等级制度相匹配，将历代的特权法皆入律，西汉的“上请”、曹魏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隋朝的“例减”，并增加特权法的“赎”，即官员用钱抵刑罚的律条，强调奴婢律比畜产，良贱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主人杀奴婢的案件，因量刑过轻，引发私刑案件增多，实为奴隶制残余与唐初尊卑等级压迫的礼制融为一体的产物。随着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租佃雇佣制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良贱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典身制类似债务奴婢，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因此“两税法”推行后的奴婢总量少于均田制时期，但奴婢买卖依然合法。

　　到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良贱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太宗、真宗朝，进一步保护奴婢的身体权与生命权，主人不得私自黥面及擅杀奴婢，更不能把奴婢视为畜产估价。仁宗朝，北宋进入改革期，全国普遍执行五等户制，景祐元年（1034年），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开封府言旧制，公私家婢仆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须检验，或有夹带致害无由觉察”。仁宗诏令“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宋会要辑稿》6之31《刑法》）朝廷增设了医生签署死亡报告的款项,依法约束雇主。

　　实际上，从北宋建国以来，奴婢的性质已发生质的变化，在正式文献中，多采用表现雇佣关系的“人力、女使”的称谓。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的“嘉祐敕”以法律形式将男女奴婢称作“人力”与“女使”。其法律地位的变化，亦可通过案例证明。如：至和二年（1055年）宰相陈执中宠妾笞女使迎儿致死，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长编》卷177）。此事导致京城开封“道路喧腾”，陈执中因而被罢相。英宗时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追三官，潭州编管”（《宋会要》65之23《职官》）。官员打奴婢会断送前程，表明宋代不再死守高官残害奴婢依“特权法”的传统教条。北宋后期，人力、女使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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