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的立法进行了修改，“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庆元条法事类》卷16）。杀有罪人力、女使为死罪，对比真宗时杀无罪奴婢流三千里，对雇主量刑又加重了。到了南宋，擅杀人力、女使更是唯有死罪。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主仆关系”，与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庆元条法事类》卷80）。雇主重视人力、女使的品行优劣，区别对待。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提到：“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此为雇佣关系的主流。相反，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则处于弱势，因按同居法，有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但是人力、女使在契约届满后去留自由，不愿留者，主仆关系自然消失。
与前代相比，北宋官奴婢的数量相对减少，新发现的《天圣令》残本10卷中废弃了唐令中不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制度（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北宋雇佣奴婢是奴婢的主体，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天圣令》中，有官奴婢可以作为财产，买卖、转让、质举的内容。仁宗以后，逐渐减少把罪犯籍没为官奴婢的做法。到南宋建炎以后，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废止。
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世界中世纪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属难能可贵。与宋代同期的辽、西夏、金、蒙古国皆存在良贱制。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奴婢数量较之金、元大减，但是买卖奴婢的制度并未废除。清朝从康熙以后诸帝都制定了一些奴婢从良的民事法规，但与宋代奴婢整体地位提高为良人仍存在较大差距，直到清末沈家本修律，与世界近代大陆法系接轨，奴婢制度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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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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