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目要增删。原选目计划中的司马相如集、王粲集、陆云集、徐陵集等，或原无专集，或分量太少，或文学成就较差，建议删去。《太平广记》、《元曲选》等，因分量太多，不宜列入丛书，也建议删去。新增建安七子集、二晏（殊、几道）集、纳兰性德集等20种。最终把目录调整为120种。

　　二、重新协商分工。因为有些分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整理中，要求进行调整。一共有25种书，其中三曹集、陶潜集、苏轼集（王水照新注）可以转归中华，杜甫集的“杜诗仇注已经标点完毕，因中华要出而作罢”。（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报送有关古籍整理分工和规划问题的协议纪要的意见》及附件，以下不标出处的引文均出此）

　　三、希望这套丛书主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理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文学古籍为主，自粉碎‘四人帮’后，为出版这套丛书，征求选目意见与约稿，已做了一定的工作，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只有确定了这个大方向，“然后再讲我们三家各自承担的种数”。

　　李俊民将以上意见整理成文，以公函的形式发文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时已经是腊月十五，年关逼近，大街小巷已经有炮仗声零星响起了。编辑们散去后的办公室虽然不再烟雾弥漫，可是开着的窗户又传进来鞭炮响过之后的火药味道。

三

　　围绕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占份额多少以及这套书的领军地位，李俊民铢两必较。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一套丛书的分工问题，实际上，李俊民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已经察觉到，这套书实际上关系到该社的出版定位和长远发展，“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出师表》）

　　要想深入体会李俊民当时的心情，还得看一下时代背景这个大屏幕。1977年12月，全国上下都弥漫着学术复苏的空气，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业得风气之先，亟思有所振作。于是，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即将成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三家出版机构，本着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更好地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学术文化，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开了这次旨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分茅胙土的北京会议。

　　会议上确定了三家在古籍整理出版上的分工和规划情况。“根据过去三家的大致分工范围，上海古籍出版社侧重于出版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的选注本为主。中华书局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侧重。在文学方面，今后除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的几套丛书，应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明确分工以外，可以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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