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生诗集笺注》《樊南文集》都是旧注本，中华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都是新注本；再比如清人注释杜诗的三部大书，中华出了《详注》和《心解》，《镜铨》则归了上海古籍。但是也有个别注本确有胜出之处。如同是阮籍集，上海的《阮籍集》，点校者吸收前人成果，补充佚文佚诗，是目前最为齐备的阮籍诗文集，但是这个本子的考订校勘工作做的比较草率，不少地方只是简单抄撮，没有认真复核，也有不少地方没有用其他版本和类书逐一订正，因此留有不少问题。相较之下，中华的《阮籍集校注》则在校勘上有胜出之处；再如同是点校苏轼的旧注本，中华的《苏轼诗集》采用的是清代王文诰辑注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此书花费王文诰半生精力，用功深邃，收集佚诗巨细靡遗，注释疑难博采众长，经孔凡礼校点后，讹误大减，是苏诗旧注中最好的本子。相较之下，上海的《苏轼诗集合注》采用的是清代冯应榴注本，这个本子在清代苏诗的注家中远不如王文诰注本。
这两大丛书虽享有盛誉，但是还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或校勘欠精，如中华的《乐府诗集》，根据后出的《全唐诗》等校改原文，比较武断；或未能利用最新的辑佚辨伪成果，如上海的《龚自珍全集》，因刊行年代太早（1959年），近年来新发现的龚自珍的佚文佚诗都未补入，虽号全集，已经名不副实；或笺注太少，如上海的《袁宏道集笺校》，往往数首诗不见一句注释；或版本不佳，如上海的《雁门集》，等等，均已为识者所共鉴。此外，元代诗文集太少，上海的一百种书里只收入揭傒斯和萨都剌的两个集子。
好在名山剔宝的事业，除了中华、上海古籍和人民文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进来。进入21世纪，整个出版业变动剧烈，各家出版社积极调整出版战略。即使在较为冷清的文学古籍整理领域，也由原先三国轴心重又回归到战国争雄时代。其他怀觚握椠的出版社近年来频频有古典文学整理的精品问世，不仅填补空白（如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就校点了元代五位作家的诗文集），而且普遍趋势是后出转精，集古今研究成果之大成。
中华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选题中断几乎十五年之后，21世纪后不断往这个享有盛誉的丛书里填注新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早已不再是一个专业出版社，如今的出版品种遍及四部之刊、古今之籍。李俊民三十多年前疲精劳神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争来的方寸地，如今已是沃野良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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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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