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仅是泱泱的诗歌大国，而且也在诗歌的变化与发展的解释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范畴和命题。其中，既有代表性又有理论生命力的，当属“正变”这一说法。根据朱自清先生的研究，“正变”一说肇自于汉代儒家学者郑玄，他在解释《诗经》时，以作品的产生时间和时代政治状况为依据，分出所谓的“正雅”、“正风”和“变雅”、“变风”，用以解释他在这部诗歌总集中所发现的部分作品之间由于横贯几百年而存在着微妙的变化。自汉以后，“风雅正变”这一话题深受诗评家的重视，久而久之，它就逐渐演变为不再拘泥于《诗经》而专门讨论文学变化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古代诗学命题。

    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丰富的古代诗学观念，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学界，其表现一直差强人意。一方面，长期以来，“正变”的研究与讨论，都被零散地嵌入其他诗学观念之中，鲜有集中性的阐发。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古代“正变”观念的理解，要么把它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复古与反复古的问题，要么把它抽象为笼统的文学发展中继承和创新的问题，长期以来，鲜见突破性的阐释。从这两点看，杨晖先生集中研究古代诗学“正变”观念的著作《古代诗路之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谓是“正变”观念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突破。该书不仅阐发了重新研究古代诗学“正变”观念的必要性，而且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重新研究的可能性，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解释方法，得出诸多十分新颖的观点，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观点。杨晖先生的研究明显不同于当前方兴未艾的文论范畴研究的普遍范式——当前的文论范畴研究，绝大多数是历时的线性的意义滑动考察，基本上属于价值中立的范畴史的研究。杨晖的著作，既继承了这种通行的范式，又突破了它。一方面，作者依据大量的史实性材料，详细地考察了古代“正变”观念的产生、转向和演变，较为准确地建构起“正变”范畴的历史骨架；另一方面，作者又选择清初叶燮的“正变”思想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叶燮本人的诗学“正变”观念。从整体上看，该书成功地开创了范畴史梳理中的个案型研究。

    杨晖先生认为，在以往的叶燮文学思想研究中，人们主要关注他“才、胆、识、力”的文学创造理论，而忽视了他的诗学“正变”思想，其实，后者才是叶燮文学思想的根基，只有完全吃透他的“正变”思想，才能完整把握他的创造理论。更主要的是，叶燮的“正变”思想，由于对传统“正变”思想的内在缺陷进行了重大的理论改造，而成为中国古代诗学“正变”观念演进中的高峰。

    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的灵活运用，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色——重新探索“正变”漂移于不同历史文化场域的过程中被隐蔽或变了形的意义。当然，作者也不是直接照搬、套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方法，而是进行了比较灵活的改造，因为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启发他，绝对地回到源头或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作者以“了解之同情”的心态，站在现代之立场，以文本为出发点，通过还原、阐释、比较的方法，与过去对话。正是依靠这种“对话”，作者成功地诱使那些人们都曾见过的材料在该书中又一一活了起来，重新发出了自己曾经被抑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