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自负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位学者写得比我更多，没有一位学者比我更勤奋。”殊不知这自负中迸发的全都是才气。众所周知才人胆大，故有才气方可成大家。倘若不信，那就请您将他的新作《生活的儒学》细细品读一下吧！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它绝非是概念上的游戏、学者资料考编的工作、客观认识的对象，作者曾主张恢复儒家的经世性格，使儒学介入实际的政经社会体制，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因此作者转换视角，另辟蹊径构思了儒学的社会实践、生活实践之道，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从《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上的才气，从而在字里行间收获生活儒学的妙悟。

    大抵生活的儒学惟在妙悟，生活处处皆儒学，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龚鹏程先生其生活儒学的“妙悟”似乎巧妙地糅合了佛学的顿悟和渐悟二门，在摸索建构生活儒学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犹如学禅领悟佛性的飞跃。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为读者领悟生活儒学的兴趣及其艺术特质作了相当充分的理论铺垫。当然，我们必须得清楚地意识到，妙悟的首要前提是熟参勤学。龚先生虽然自负，但自负也需要充盈的资本，只有循规蹈矩地勤学苦练，才能有朝一日超越一切规矩的局限，生活儒学的妙悟，便是人间绝妙。因此只有对生活的儒学抱有一颗敬慎专诚的心，才能体悟出正在进行之事所具有的真正价值。

    生活儒学的妙悟，由龚先生的理论及实践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凡诋毁儒学，认为儒学已不适用于今日者，只不过是不懂儒学，又不知如何将它作用于当代的书呆子罢了；凡不思以儒学改造当代社会者，亦只是对现代生活无感受、无反省的可怜人罢了。”在中国古代即有人主张应当把儒学看作是一门客观事实、纯粹理论知识性的学术，并不需要管“经世”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学政分途的思路。儒学在中国古代，其命运可谓雪上加霜，坎坷无比。现代一般都认为五四运动拉开了反儒运动的序幕，殊不知反儒早在清朝末年已深入人心。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却只能通过意识内涵臆想领悟古人那博古通今的伟大思想和行为。儒学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的确确只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所以，余英时先生乃因此而说“当代社会中儒学思想只是一种‘游魂’，无躯体可以附丽，在具体生活中无法落实践履之”。因此按照余先生理解的当代儒学，事实上大抵仅以一种比较尴尬的方式存在着。儒学的越来越知识化、学术化使得儒学这个没有躯壳的游魂仅存活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当中，正如曾任新儒家主要刊物《鹅湖月刊》首任社长的袁保新所说:“新一辈的学者，有越来越安于大学知识分工的角色定位的趋势。我们发现，学者们的学术论文愈来愈多，创造发明的新术语也愈来愈多，而我们民众也愈来愈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儒学要是跟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日常安排、行为伦理不甚相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就不得不认为是儒学的退步。造成这种悲哀的结果，社会结构整体变迁自然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在阅读《生活的儒学》一书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佩服作者龚鹏程先生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力，他认为当代新儒学本身也助长了这个形势:他们面对现代社会，只以“存仁”、“复性”的方式补救之，希望现代人仍能重视归根复命的重要性。这当然十分重要，但这是弱势的保存，并不敢企望让儒学重新回到具体生活中去。儒学遂因此成了没有躯壳的游魂。

    然而，生活中处处皆有儒学。龚先生的这一理念似乎为儒学这个没有躯壳的游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作为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庭的一员，龚先生并没有落入俗套，一味地在概念上悬空做文章。他重视儒学的生活事件及其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从而使儒学恢复其经世性格，更好地将儒学发扬光大。

    生活的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龚鹏程先生克服了文化中冲突及具体存在感受的焦虑，开始了从生活实践的理性反思到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的转变。在龚鹏程先生看来，生活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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