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以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时代断面为截点，而是以整整一个辉煌时代为题材，完整正面地展现2000多年前秦王朝崛起、繁荣到灭亡的过程。由孙皓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秦帝国》的热播，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作为影视界鲜有的大制作，光是讲述商鞅变法、秦国崛起的第一部《裂变》就有48集的长度，总投资达5000多万。而全剧将分三至五部，总投资超过3亿6千万，总剧集达200多集。该剧取景辗转内蒙、河北涿州、河南焦作，战争场面全部采用大规模骑、步兵真人连实景拍摄，世界领先的制作水平、众多优秀演员的加盟，不少大场景高清画面堪与电影大片媲美。 
　　如此宏大制作的《大秦帝国》2006年就已经拍摄完毕,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按时在国内播出。事隔三年，该剧却如佳酿般越沉越香。2007年第14届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上，该剧作为参展剧目受到各方好评。其后在美、日、韩等国播出，在海外率先刮起了一股“大秦”风潮。2009年底，该剧同时登陆陕西、河北、河南、福建四家卫视，从国外红到国内，收视率轻松跃居同期排行榜前列，同名小说也随之热卖，至今已重印7次，累计销售5万余套。 
　　“一旦看了个开头，就对这部剧欲罢不能，每天晚上都要准点守在电视前等候播放！”观众形象地将对《大秦帝国》的喜爱比作中了“秦毒”。这种言论在网络上引起剧迷们的共鸣。网络点击量超过前段时间的热门剧《蜗居》，网友们自发组建了《大秦帝国》官方网站，秦孝公和商鞅拥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他们的追捧让该剧成为网上最热门的电视作品——时下的历史题材创作存在过度娱乐化倾向，有人甚至打出了“没有戏说就没有收视率”的旗号。是迎合还是引领市场，如何让历史剧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艺术家们一直在思索着，《大秦帝国》找到了破解之道——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历史剧创作所表现的两种态度。“一种是艺术家自觉地引领人民，认认真真学习历史，老老实实感悟历史，小心翼翼塑造历史人物，从而让观众从艺术鉴赏中获得历史真知，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一种文明的历史逻辑，也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重要历史应有的正确态度。我不赞成另一种态度，就是借用历史人物的亡灵包装明星，招揽观众，赚取票房。事实证明，这种不严肃的态度，违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成功创作经验，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而《大秦帝国》创作者的态度显然属于前者。” 
　　该剧导演黄健中说，在文化走向市场的今天，我更关心的是艺术的责任感。电视剧除了满足观众喜好，还要引导观众。我一直希望有种作品，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爱看。中国人一向很讲究以史为鉴，历史能给人很深刻的感动。要受到教育，先就要被感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秦帝国》是成功的。 
　　说到历史剧，不免要谈到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的关系问题。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刘润为指出，二者必须保持一种张力。“就像一条线段，左端是历史真实，右端是艺术表现，两点间都是艺术家可以回旋的创作空间。你既可以往历史真实那边靠近些，也可以往艺术虚构和表现一边靠近些。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走到极点。走到历史真实的极点，那就不是艺术，而成了历史教科书。走到艺术虚构的极点，就变成了胡编乱造。《大秦帝国》对七国政治阶层之间的关系揭示、商鞅变法主要内容和成效的描写，以及当时人民求统一、求稳定愿望的表现等基本观点都符合历史真实，反映历史本质。可以说，在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的关系上，度把握得非常合适。” 
　　“《大秦帝国》是这几年历史题材电视剧中追求历史艺术化和艺术历史化结合较为成功的一部力作。”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文艺评论家曾庆瑞评价道。分析该剧成功的原因，他指出，《大秦帝国》在尊重历史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地域不变的前提下做了许多合理的艺术虚构，创造了秦孝公、白雪、荧玉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商鞅人格魅力铸造上，可以说超过了以往无数文艺作品的描摹。此外，在严格遵循历史精神大方向的前提下，为人物设计了合理的戏剧矛盾冲突，如太子嬴驷滥杀无辜，公然乱法，激起民变，商鞅重典刑罚等情节，既让人惊心动魄，又真实可信。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黎鸣强调，把尊重史实作为艺术创作的前提，是“正说”历史电视剧的基本要求。细看《大秦帝国》就能发现，电视剧基本忠实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如《史记·秦本纪》里记载：“（献公）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这段对少梁之战的记载，只有短短的16个字，而电视剧却用4集来表现，生动叙述了秦魏双方攻势态势，展现了秦孝公在重兵防守之中，活捉魏军主将公孙痤，秦献公中箭，双方撤军等故事情节，这些是艺术创作者善于用艺术形象填补史料空白的成功表现。再如，由于史料记载没有说明谁是太子，也就是没有标明谁是长子，电视剧进行合理想象，把嬴渠梁即后来的孝公安排为秦献公的二公子，把嬴虔设计为长子，并由此创作了嬴虔同意弟弟接父位的故事情节。还有《商君列传》只记有“于是太子犯法”一句话，电视剧就此虚构出太子杀自己封地的村民。这些故事情节之所以合理，就是在历史文献记载留下的空间内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的结果，这种创作态度值得充分肯定。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原主任、橙天娱乐总经理李培森说：“当谍战戏、年代戏、家族戏、匪帮戏，甚至不明年代不明地域的戏喷涌而出的当下，一部具有独立品格与追求的历史剧《大秦帝国》突围而出，为我们带来惊喜。没有因循帝王戏的陈规，没有陷入宫廷戏的窠臼，也没有重蹈后宫秘史、王权纷争的俗家套路……而是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将两千年前先人们生活状态的昂扬、精神状态的饱满充分显现出来。如今既要口碑又要收视率还能赚钱的电视剧简直是凤毛麟角，是迎合还是引领市场,《大秦帝国》在矛盾中坚守艺术品位，也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这在引导电视剧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秦帝国曾经辉煌的历史几乎被“暴虐苛政”的恶名所淹没。真实的秦国历史是什么样子？电视剧《大秦帝国》匡正历史，跳出认识的窠臼，让人们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感受博大的中华文化精神——《大秦帝国》致力于阐释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一种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处于弱势或被遗忘的秦朝故地蕴藏的地缘文化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呢？在编剧孙皓晖看来，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大秦帝国可谓中国文明的正源。不幸的是，其灿烂辉煌的历史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所以，他写作《大秦帝国》系列的最基本意图，正是要阐发这种文化精神和文明正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毛佩琦分析道，秦朝灭亡以来，在大多数史家，特别是旧史家的笔下，秦帝国的形象并不怎么好。在六国的立场上，它是虎狼之秦，在楚汉的旗帜下，它是暴虐的代称。甚至帮助秦国实现变法图强的商鞅，其形象也在刻薄寡恩的论定下暗淡无光。果真如此，秦之所以兴所以强岂不是咄咄怪事！实际上，秦国走向强盛并统一天下，必有其合理的历史逻辑。创作《大秦帝国》的艺术家们，对秦国的强国之路进行了独特思考。他们正说秦史，揭示了秦国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文化精神，使观众在对历史的认知中得到启示，而我们也由此看到了艺术家们对民族、对时代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何建明评价说:看电视《大秦帝国》的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部片子让今人终于颠覆了过去传统教育中对秦朝和秦皇帝的看法，这是一部匡正秦帝国历史的艺术片，它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和宏大的历史进程的冲击力。与其他众多历史剧相比，《大秦帝国》是一部历史电视剧精品，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全剧贯穿的那份隐意，正是今天我们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在世界之林崛起的中国所特别需要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追求的中华民族的强国精神。 
　　“《大秦帝国》不仅标志着中国大型电视剧创作水平的一次显著提升，而且更是一种新的开创，为现有电视历史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文化历史剧。”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王一川道出了他的独特见解。他说，《大秦帝国》中阐发的秦文化精神，应当是与齐鲁文化精神、楚汉文化精神、唐文化精神等不同而又堪与媲美的地缘文化精神。或者可以说，这部文化历史剧力图阐发一种堪与儒家、道家、兵家、墨家等文化精神相媲美的秦地法家文化精神。其特点在于粗朴而刚毅，其代表性颜色是黑色。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视剧所做的有点类似于黑格尔主义的“世界理念”建构，是要从淹没无闻的中国秦代历史中搜寻法家文化或秦文化精神。它又有点类似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演绎的文明及其盛衰理念，执著地要唤醒早已沉睡的秦地文化之精魂。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分析说，《大秦帝国》可以说为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样式，确立一个新的坐标。以文艺的角度思考历史，使这部剧在创作立意上就占据了制高点。它不仅展现一段历史事实的表象，更是用历史研究式的、探寻式的角度展开文艺创作，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动力。整部电视剧为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议题：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变成强国，强国又变成帝国？不是把这段故事讲完了就完了，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推演出“改革、创新、发展、变法是推动历史前进巨大动力”的结论。这是历史研究最核心的层次，我们用艺术表现手段直面切入，确实有难度，但这部电视剧做到了。而这样的立意和命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深度、高度和新颖度。 
　　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认为，《大秦帝国》在电视剧内涵空间的意义开拓上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堪称中华民族审美建构的一个新标杆。与以往以“秦”为题材的影视剧表现暴政血腥不同，从这部剧中她看到了大秦的魂魄，以及由它奠定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有很多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拿来进行梳理、认知、感悟的精神资源和智慧营养。 
　　黎鸣指出，这部电视剧不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秦文明形象，还为“天资刻薄”的商鞅正名。司马迁《史记》中一句“天资刻薄”，成为后世千载对商鞅评价的基本论调。电视剧没有习惯性地沿着司马迁的结论展开，而是用商鞅体恤民情、秉公执法的剧情，用与孝公肝胆相照和与白雪、荧玉爱情故事的描写，把他塑造成有情有义、光明磊落、正直果敢、始终与秦国守旧的官僚贵族抗争到底的变法勇士。这样的塑造与电视剧的创作思想相吻合，是合理可信的。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重大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指出，对商鞅变法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用电视剧表现具有一定难度。与同时期其他几个诸侯国的变革相比，乃至于此后中国历史上其他变革相比，为什么商鞅变法格外惊心动魄、效果辉煌？原因当然在于变法内容的深刻和变革者人格少见的刚性。《大秦帝国》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真实反映出商鞅见识超绝、意志坚毅的品格。全剧还通过对商鞅个人命运悲剧结局的真实刻画，引发人们对“历史前进需要付出代价的文化意味”进行思考。 
    
    作者：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