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古文献考索。有些古籍的成书年代、作者、真伪及文本演变等情况相当复杂,因此有大量的考论文章问世。如梁韦弦《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通过有关文献的综合考辨,认为尚秉和将《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荄茲”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皆不能成立。辛德勇《〈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文史》第4期)考证认为,今本“处粤四十九年”定是由“三十六年”讹变而来。杨镰《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第3期)对历来作为善本著录的十余部元人别集,逐一作辨伪研究,对扩展元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实际意义。 
    四是目录、版本、校勘的研究。此三者是文献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论文数量也最多。古籍目录的论文涉及目录学家和史志、官修、私家目录等类型研究,也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如张固也等、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徐有富《黄侃与目录学》(《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张燕婴《莫友芝与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等。古籍版本研究的文章也较多,或考辨版本异同,或梳理版本系统,或探讨版本特征,代表性论文如张晖《钱澄之〈田间诗集〉版本及佚诗》(《文学遗产》第6期),郭静云《〈尚书·吕刑〉不同版本及其思想研究》(《史学史研究》第2期)等文。古籍校勘方面以安平秋、张兴吉《〈史记〉校勘史述论》(《文献》第2期)一文影响较大,清楚地显现了《史记》从古本到今本的轨迹,具有《史记》校勘史的意义,并通过《史记》校勘来考察其对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至于对历史、文学古籍具体内容进行校释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五是古籍的辑佚与研究。古籍辑佚首先集中在对当代编纂的《全宋诗》、《全明词》、《全清词》等大型总集的补遗,如周明初、叶晔《〈全明词〉续补——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3期连载)等。其次是对某部书或某人文集别集的补辑,如武秀成《〈直齐书录解题〉佚文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等。此外,对辑佚学史上个案和类型等的研究总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出土文献是新发现的古代图书资料。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大批埋于地下的古籍文献重见天日,而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入藏于清华大学的“清华简”成为2009年度的学术热点,目前有望2010年内出版“清华简”首册9种的篇目已基本确定,其中《保训》篇被最先整理释读出来,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集中发表了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李均明《周文王遗训之中道观》、沈建华《〈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等多篇讨论《保训》简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本年度整理出版的重要简牍成果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包括儒家佚文、记战国楚王事文以及赋类作品共十余篇: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简帛文献的研究、考释、辩证的学术论文,而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第四辑)也于10月出版。 
    二是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地总结了甲骨学研究110年的发展历史;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对安阳“四堂书屋”张世放所藏约400片甲骨文进行辑集整理。而有关的研究论文则涉及到甲骨卜辞的性质、释读与语法辞例等,以及甲骨文所见商代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问题。 
    三是金文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曹玮主编的《陕北出土青铜器(全五册)》(巴蜀书社),收录陕西省陕北地区出土的870件青铜器;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对所涉铭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总结了在周文化及楚文化背景下的曾国青铜器的铭文特点、地位和作用。 
    四是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西北民族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八)(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献种类多样、内容极为丰富。萨仁高娃等选编的《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资料(全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有关研究文章220余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李小荣《敦煌道教文学研究》(巴蜀书社)、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申国美、李德范编的《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该索引收录英法所藏敦煌遗书(含藏文)约8000多号,涉及研究论著等凡约10万多条。 
    另外,贾贵荣、张爱芳编辑的《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续编(全三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多为前编未能的名家名作,图文并茂,有功学人。 

    四、结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年度古籍整理出版的数量虽多,但重复出版较高,质量尚不均衡,特别是新释新编的重大成果较少,古籍的对外传播工作亟待组织规划。在研究方面,古籍文献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也不乏新作,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的研究尚无重大突破。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但是研究分歧也较大,有待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还不少。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编写组  执笔：曹书杰 杨栋  资料搜集：朱仙林 刘书慧 王若希 牛庆国 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