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手迹。

近日，因编一套大学生启蒙读物“中华文化名篇随身读”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涉及诸多近代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先生（1867-1959年）的《教育救国论》，由我来作选编导读注释。在选编张老的文章时，我有幸读到他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参见《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602-605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颇有意外之感，也从中触发出若干联想。

关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有正式表格开头都会有两项必填的重要内容，即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这份履历表亦不例外。张老填报：“先父以前清通判在广东候补，历署会同、陵水等县知县”。而本人成份则是：“幼年随官在粤，延师授读。及长，由科举出身，历官京职。罢官（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政变后而被革职——笔者注）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就我的理解，之所以要讲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无非是开宗明义，要人交待清楚自己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以备组织甄别。张老这样填报，显然并不符合要求，也说明他不解其意。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上述两项内容在表格中已经逐渐作古。但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却很难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根除。

关于“宗教”

张老写道：“无。幼读儒书，世人每称儒教，余以为非是”。一般来说，这一有关信仰的问项在后来的表格中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就是“政治面貌”。个中的原因不言自明。问题在于，我们在填写“政治面貌”时，很少能像张老那样明确地填“无”（无党派），并说明其中的缘由。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是没有政党归属的话，那往往就会要注明“群众”。这个“群众”和政治倾向与思想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群众”这个说法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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