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表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张老如实作答:“在前清参加一八九八戊戌维新，八月政变，西太后训政，德宗囚，余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不意四年后又开复原官，且擢我员外郎”。应该说，他这样填报的确是历史事实，但如此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放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和思考的倒是在奖励和处分背后隐含的又是什么？

关于“有何著作及发明”

张老自述：“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而对自己的著作，张老均有直白的自评。如“《校史随笔》，一知半解，于史学无涉也”。“《中华民族的人格》，鉴于当时殷汝骊（耕？）（应为殷汝耕，殷汝骊为其兄。1935年，殷汝耕公开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他联合冀东各地亲日分子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后出任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汪伪政权要职。1947年12月，经审判，殷汝耕被处决——笔者注）之冀东独立，痛吾国人格堕地。正在校史，愤而作此”。《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二种，“不过写的书账，不敢言著作也”。而且竟对出版的“日期全无记忆”。至于说自己的专业技术，他也只是坦陈：“略知印刷业大概情形及所谓版本目录之学”。说到工作及其志向，他则实事求是，“暮年久病，焉能工作？即有志愿，亦空言徒托已”。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张老平和心境中的谦逊与洒脱，看不到一点儿功利与骄躁。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与今人最大的区别吧！

关于“何年月至何年月，在何地何机关（团体），任何职务”

在表中，张老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文化教育经历。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讶。例如：“一八九六年（记不真确），与陈昭常、夏偕复等在北京创立通艺学堂，习英文、算学。京官子弟来学者甚众”。“一八九八年，参加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是年八月政变，革职，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事”。“一九二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事务……至一九九年（此处回忆有误——笔者注），辞经理，改任董事，以至于今”。“一九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总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推余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九月，在南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被邀出席”。“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被邀出席。又任全国委员会委员”。

从张老择要记述的经历中，我揣摩到他内心的清高与孤傲。自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他显然就抱定了远离官场的信念，不与官僚为伍，即使是官至学部副大臣的诱惑，他也不为所动。他的这种情怀，我在他的“挽章太炎联”中得到印证。“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参见《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张元济抗日战争时期著作选辑]，第5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确实，只有无欲无求，才敢于为民请命、为群奉献、为国献身！张老真是以太炎为楷模，为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事业而倾注了全力。他在“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的道路上走得是那样坚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他的职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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