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台大回忆：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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