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留学芝加哥：民权运动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

　　我也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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