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念书，搞民权，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

匹兹堡往事：王小波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让小波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帮了他忙。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贴了。文章要干干净净。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王小波是跟着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对他没用。他来找我，我建议他，不必随班上课，不如找我聊天好了，注册为“个别指导”。

　　他身体有缺陷，心脏先天性硬化，就走了。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堃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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