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荐重读美国中情局《十条诫令》的理由

      我所推介的不是一则新材料，至少我当初得到的是2001年的文本。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绝密的诫令，首先在法国巴黎的媒体曝光，继而在我国国内报刊上披露，并为国家教育部有关领导在为全国“两课”教师研讨班讲话时讲解引用。在江西，我是首先从省委宣传部刘上洋部长的一次报告中获知的，继而收录进自己的文件夹，并且在我的一些文化专题讲座中多次用到。有不少听众朋友和我的学生很希望比较便捷地看到这则材料的全文，于是决定挂进博客中的教学参考类目，供大家参考。
      一晃十年，这篇在当时一度引起人们热议的文件似乎“时过境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我想，一项对华开展的文化战略肯定不是某位美国领导一时的“政绩工程”，一定具有战略特有的长期性和一贯性。这一点从近年中外文化对峙的基本态势完全不难感知。此外，刺激我重提并推荐这篇旧闻的内在原因，还在于本人痛感国人文化意识的淡薄和文化情感的冷漠。
      3月12日晚，全国两会期间，我在住地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中国新闻报教育专刊主编朱万明的访谈，话题是文化产业问题。记得当时我主要发表了这样一些基本看法：一，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但是文化产品的主要价值或核心价值是产品所承载的文化；二，文化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比如电影、电视，动辄数千万乃至数十亿，因此一部这样的文化产品如果不能创造文化价值、精神价值，而只讲票房收入，我认为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纯然消耗，在经济价值方面，充其量只是完成了一次社会财富的转移分配，将钞票从别人的口袋，掏进了自己的口袋，再加上一条所谓拉动消费而已，本质上没有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值；三，文化产业最有意义的市场是国际市场，从这个角度说，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些所谓 “辉煌成就”对一个企业、一个集团、一个地区来说意义很大，却没有对国家创造较高贡献，我甚至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产业对国家的贡献度很低”，这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并作深刻的反思；四，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尤其是担负核心创意的文化人文化意识极其淡薄，以片面的娱乐性代替文化性，以感官刺激代替文化滋养和文化享受，以致文化领域“泛娱乐化”几乎成为一种灾害。现代高科技形态的玩物丧志，不亚于鸦片的毒性。
      年初我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国产影片《三枪拍案惊奇》，一部是美国影片《2012》。巨大的反差，令人百感交集。《三枪》导演张艺谋为了掩饰影片文化内容的空虚，竟然宣称《三枪》只是一部商业片，应该看什么票房表现，似乎影片的文化性和思想性完全可以挤干或排除在外。印象中《三枪》好像在自己的地盘上赚到了比较丰厚的银子以及比银子更加丰厚的骂声，拉过来与美国影片《2012》相比较，恐怕只能算是一条虫子，连侏儒的高度都够不上。《2012》难道不是商业片？仅仅在别人的地盘上赚的钱就远远超过了《三枪》，这是实实在在的对美国的贡献率；作为商业片的《2012》难道不讲文化性和思想性？错了！《2012》几乎通篇都渗透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精神”，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侯，美国依然是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拯救者，甚至是地球元年以后人类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光大者和主宰者。
      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识中，总认为文化很虚很软，因此喊起口号来声音大，动作却不得要领。急功近利的文化说教，不仅未能发挥文化化育的作用，反倒引发强烈的心理反弹。一说主旋律，似乎只有革命题材，只有革命传统教育和政治课规定内容的教育，好像舍此别无他途。两个文明建设，依然是一手硬，一手软。政府要做预算，文化和教育投入靠后；要砍经费，第一刀切去的首选文化和教育。其实，文化说它是“软实力”，力量却很硬很锐。文化如水，具有不动声色的渗透力和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一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文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骨子里透出的力量！
      我想斗胆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举世瞩目，军事防御的力量的确大幅提升，国家的硬实力的确空前增强，但是在文化方面，我们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文化攻守的战场上，我们已经丢失了地盘；我们的泛娱乐化性质的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汉奸”和“帮凶”的角色，正在不由自主地密切地配合美国中情局的对华战略。
      文化侵占的是心灵的土地！

附阅读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工作的十条诫令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性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这一“三步走”的战略已不仅仅停留在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层面上，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体现。 
      中央情报局便是推行这一战略的急先锋，其《十条诫令》便是明证。在中央情况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形成十条，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 (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其实，中情局对中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除了对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西方价值观的灌输外，中情局还积极寻找机会在中国煽动和组织动乱、挑拨民族团结，甚至向反对派别提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  
      达赖喇嘛在西藏策动的叛乱被平定后，中情局就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设立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基地，训练西藏的“游击战士”。中情局考虑得极其周密，选择了科罗拉多高原，因为那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与西藏极为相似；而且那里较为偏僻，人烟稀少，容易保密。这一基地目前仍在使用之中。 —— (据《环球》2001年第9期 李刚)

      作者：王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