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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词学的文化反思——叶嘉莹教授访谈录

时间:2010-3-27 11:41:06  来源:不详
  记者:这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就不好用“诗言志”、“文以载道”来解释了。

 

  叶嘉莹:所以中国词学的评论一直在困惑之中,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道德的观念之中,只写美女跟爱情这种内容的文学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可是很奇妙的是,这种既不言志,也不写自己感情的歌词,当它流传和被接受下来以后,反而在读者之间引起了很多的感发和联想。过去古人的词论对这种情况的发生一直是迷惘的,宋人的笔记凡是谈到词的,都很困惑,都不知道它的意义和价值。

 

  词后来诗化了。早期的词是不写自己的感情的。到了后来东坡、稼轩时,不但写自己的感情,也写个人的志意,所以有了这一类的作品。可是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第一层困惑是,不知道写美女爱情的歌词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等到苏、辛出现后,有了第二层困惑,这还是不是词呢?所以李清照曾批评说,像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人,写的都是句读不整齐的诗。那这样还算不算是词呢?

 

  其实我个人以为,词的每一次发展和变化,都与时事的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先从早期的歌词来说。南唐,像冯延祀的词在伤春的表面的叙写之中,包含了很深的意思,因为南唐的局势,冯延祀做了南唐的宰相,而南唐在危亡之中。而李后主的词是个很大的拓展。李后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拓展,为什么他能够写出像王国维所说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伶工之词就是为歌曲填写的歌词,士大夫的歌词是自己言志抒情的作品。有李后主这样的作品出现,是因为李后主破国亡家。所以小词的发展是慢慢有它深层的意思,都与时代外在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大家以为小词写美女爱情与时代不相关,可是就是这样不相干的东西,它其实是相干的。

 

《人间词话》的理论悬念

 

  记者:那以后的人,从词中读出了许多深意,看来也不无道理。您曾多次讲过张惠言在词学史上的重要性。

 

  叶嘉莹:一直到张惠言编了《词选》,他把他的见解放在《词选》前面的序言中提出来,它不是给朋友写的序,不是说好话赞美人,而是表达对整体的词的体会和认识。张惠言提出了词是可以写“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等等,虽然他的这些认识是对的,但他为了要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所以他就把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的小词都指实了,说温庭筠的“照花前后镜”就是《离骚》的意思,韦庄的那些“红楼别夜”,都是怀念他的祖国。欧阳修的《蝶恋花》是写韩琦、范仲淹的被贬黜,他一个一个指实,就变得很牵强、很拘板、很狭隘。所以他的说法有他的道理,但是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

 

  到了王国维,他也认识到词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作用,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不管它表面写的是伤春怨别、美女爱情,常常在它表面所写的这些景物情事之外,好像还有什么东西。他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但因为中国过去的文学批评不是逻辑性的、不是有理论的,它缺少那种逻辑性的、思辨性的批评的术语,所以他很难表达出来。张惠言也是这样,他说“不能自言之情……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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