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西南联大初期，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他的决心比较大，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也要办这个学校。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还非常好。当时西南联大大部分事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蒋梦麟在联大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管事就更少了。张伯苓常在重庆，他跟蒋梦麟讲过，我的表态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摘自《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修订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定价：20.00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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