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是唐代地方吏治的主体，他们秉持何种施政理念对于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隋唐时代的教化与信仰，学界历来有儒、释、道三教并重之说。无疑，儒家思想是唐朝统治者实施统治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唐王朝肇建之际，统治者就明确了儒学的治国资政作用，大力倡导儒学。贞观年间，儒学思想极为兴盛，封建史家认为当时“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晚唐大诗人杜牧在总结唐代统治之所以能够历久绵延的原因时说：“国家自有天下已来，二百三十余年间，专用仁恕，每后刑罚。是以内难外难，作者相继，土地甲兵，权柄号令，尽非我有。终能擒之，此实恩泽慈爱，入人骨髓，俗厚风古，不可摇动。”毋庸置疑，唐代的刺史及各级地方官也上行下效，在施政治民的实践中多奉行儒家的治国思想。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儒学作为唐代治国的根本思想的基础上，唐代统治者治国理念的思想来源具有多元化的色彩，譬如盛行于汉初的道家黄老思想，在包括刺史在内的唐代统治阶层中颇为流行。唐人信奉道教，除了高祖、太宗、玄宗、肃宗、宪宗、宣宗等帝王之外，一些名臣如李泌、刘晏等也是虔诚的道教信徒，颜真卿、韩愈、元稹等著名人物亦是如此。白居易《思旧》诗对韩、元等人迷恋仙丹、英年早逝的情况有所反映。其诗曰：“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元）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可见道教及炼服丹药在唐代的流行程度，相应地，以道家思想为主的黄老无为之术在部分唐代统治阶层中也非常有市场。

　　事实上，道教在唐代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有学者指出，“在有唐一代，道教与王朝政治自始至终关系密切。以李唐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需要这个宗教为其朝政和求仙效劳，道教也需要借助这座靠山谋求自身的利益。二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道教在唐代的特殊地位，不仅表现在唐代皇室以老子后人自居（这其中以玄宗对道教的推崇最为热衷），而且还表现在唐代统治者一以贯之地将主要由道教思想构成的黄老思想上升为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对唐代的地方统治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贞观九年（635年），太宗总结治国经验时说：“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太宗对黄老清净无为的治国之道的体悟与认同。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颇为动荡，统治阶层中宣扬黄老清净无为的言论就更多了。大诗人白居易曾就黄老思想的统治作用发表过看法，笔者认为这也是唐人关于地方统治的普遍理念之一。他说：“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净之理焉。……故《老子》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黄老之要道也，陛下诚能体而行之，则人俭朴而俗清和矣。”

　　白居易认为以黄老之术治国理政的精髓要义，在于“尚宽简，务清净，则人俭朴，俗和平”。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思想虽然来源于黄老之学，但在本质上它与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白居易本人曾历任多地刺史，实为黄老“清净”、“简易”施政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首·其二》曰：“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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