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没上过大学，是“小教”出身的学者，后来却能在燕京、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等名校当教授，“通吃”国学所及的各门学问，想见他的治学必有过人之处；钱穆高寿，在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人生中，他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即能把想象力融于日常生活当中，以此为消遣和乐趣，就像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嗜好一样，这确非常人所做得到的。而勾起他的这种想象欲的，也许是一句古诗，也许是一片荒地，也许是一种声响……

　　杨绛晚年的一段记忆可以当作实证。1933年，她从苏州到清华大学读书，与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钱穆结伴同行，她回忆说：

　　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当年的杨绛，不过是一个20岁出头的还在念书的学外语的女孩，却被钱穆带进千年以前的古战场的“沟里”，可见被她略去的钱穆的讲述，必不乏“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没有对历史的深厚的积淀、彻骨的迷恋以及动情的神往，是断难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将这段记忆看作杨绛随机给钱穆抽出的一道题，即这不是一个孤证，只不过火车开到这儿了。它还印证了钱穆说过的一句话：“游历如读史、尤其如读一部活历史。”

　　钱穆一生治学，读书是生活中的常态，至少比坐火车要多。因而他的内心感念的迸发，常常缘于书中的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例如对王维的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钱穆就有一种“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的感觉，他解释说：“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这还不算完，他又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为呼应：“余在对日抗战中，曾返苏州，侍奉老母，居耦园中。有一小楼，两面环河，名听栌楼。一人独卧其中，枕上梦中，听河中栌声，亦与听雨中山果灯下草虫情致无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别有其一境。”

　　类似这种天、人、史合一的内心感受，在钱穆的作品中屡屡可见。有时候，为强调这类感受，他甚至不厌繁琐地接连举例和说明：

　　陶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狗吠和鸡鸣，乃属自然景象。而狗吠深巷之中，鸡鸣桑树之巅，则自然全化为人文，而鸡狗亦成人文中一角色矣。古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一风雨如晦之鸡鸣，更属中国人文精神至伟大至崇高一象征。祖逖之闻鸡起舞，则不过师承风诗所咏之一微小表现而已。又如唐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此村边之绿树，郭外之青山，非一极清雅之人文境界乎？又如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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