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互呼应的是，柳宗元也明确主张地方行政应该奉行黄老之术，他在《种树郭橐驼传》的寓言中借郭橐驼之口，抨击了地方官吏法令繁苛、民不堪扰的现象，最后说：“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餐以劳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柳宗元的这篇寓言，充分体现了他的黄老思想。按照黄老之术，主张“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这就要求，地方官在施政过程中“清净无为”，以安民为先，正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基于以上叙述，笔者认为，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关于黄老术的主张也为包括白、柳本人在内的众多刺史在行政过程中所遵行。实际上，奉行黄老之术理念治理地方的唐代刺史并不在少数，试举数例言之。

　　陈元光为漳州刺史，表示要“持清净以临民”；许圉师为相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李瑰为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为士庶所怀”；宇文士及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冯昭为邢州刺史，政绩突出，朝廷表彰他“忠于事君，简以临下”；张文琮为亳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安之”；李怀远历冀州刺史、同州刺史，“在职以清简称”；源乾曜为京兆尹，“政存宽简，不严而理”；高适“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崔瓘为澧州刺史，“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曲环为许州刺史、陈许等州节度观察，“勤身恭俭，赋税均平，政令宽简，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训农理戎，兵食皆丰羡”；关播为滁州刺史，“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严绶为太原尹、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在镇九年，以宽惠为政，士马蕃息，境内称治”；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为政弘易，不尚皦察”；崔郾为陕州观察使、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李康为江州刺史，“讲黄老言，其余枝叶节目，委于有司而不领”；李少康为常州刺史，“比及下车，无为而治”；独孤及为常州刺史，“公又谓安人之道，清而静之则定……唯公体黄老之清净，包大雅之明哲，尊贤容众”；殷日用为衢州刺史，“简易契于黄老”；李巽为洪州刺史，“宽仁清净，正德利用，以黄韩笃厚之化，易吴楚禁轻之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上可见，唐代地方官在施政过程中宗奉黄老之术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同时，以上所举事例所关涉之时间跨度长至有唐一代，虽然在唐代数万名刺史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但亦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看到，许多刺史在施政过程中均以“清静”、“简易”、“宽简”、“清简”、“弘易”、“政不苛细”等内容相尚，虽然不能全部归之于黄老思想的范畴，但也足见黄老思想对唐代刺史施政的影响之大。由此我们相信，黄老思想是唐代相当多的刺史统治地方的重要理念之一，而这种施政理念的推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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