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王维始终以诗名胜，画其次。他在蓝田置辋川别业，其中的布局与建构，则体现了一贯的山林思想。辋川别业并没有留传下来，但是王维却为了这个园子创作了传世名作《辋川图》。后人正是通过这幅绘画作品而获得辋川别业的若干细节，并成为文人造园的一个先行样板。

    但是，王维的画名在当时并不彰显。甚至包括陶渊明，直到宋时，都还没有今天所看到的名气。尽管南北时，归隐已经成为一种士大夫的行为，甚至成为往上爬的“终南捷径”，但作为一种意识的扩散，包括在居所中体现超然物外的闲散思想，就不得不追究到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了。陶渊明的地位经苏轼推荐而提升，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颐绩索隐。在谈到诗画关系时，苏轼从王维的艺术实践中总结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至于两者相通的门径，便是一种文人气息。清人王文诰对此评论说：“道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通。此中极有区别。”

    当然，苏轼是从画与诗的角度，而不是从园林的角度去高度评价王维，但文人造园的核心就是营造诗意，在复杂的空间中建构文人气息，所以两者在意蕴上是相通的。况且，这诗意的形象化，还要归功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正是山水画本身，使得诗意这种“文人气息”获得了一种视觉样式而得以被观看，进而被赏玩。所以，尽管苏轼谈的是诗画，尽管《辋川图》真迹早已不传，但所有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就构成了明清两代江南文人造园的重要的情感资源，从而让园林脱离礼制建筑的等级规范，而上升为审美层面的样板。从这个意义看，文人造园的意义在于诗意的栖居，让园林真正成为别致的自然景观与高雅闲居的场所。也就是说，园林体现了一种文人的人生态度。苏轼在一篇讨论绘画的文章中，谈到了“常形”与“常理”。苏轼尽管在谈绘画，但他的“常形”与“常理”的说法，却对此后1000多年来的文人山水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园林方面来说，江南文人造园的意境与趣味，也可以追溯到苏轼的这个说法上。正是对有限的场所做不同的空间处理，致使中国园林在其高峰期与成熟期时，所呈现的面貌，几乎不约而同地具有一种迷宫式的特征。在我看来，这是把“常理”说贯彻到造园中的一个有趣结果。自然，就具体的造园术来说，“常理”并没有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甚至被提到的地方也不多。园林意境的造就，包括风格的形成甚至定型，其实和中国的山水画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在山水画里，尤其是宋以后的文人画，其趣味与格调，更成为明清两代园林兴建的审美依据，其中，就包括了民间艺人对文人画理论的理解与再运用。“常理”之说恰恰是这些理论的一个基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苏轼列入对中国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人。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他参与造园的史实，他自己也没有对园林发表过类似诗文那样的明确看法，但这无妨。苏轼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如上所述，文人画与文人造园，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只是，文人画是雅事，园林是赏玩，而造园则属于工匠的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工匠就是工匠，无法和绘画这样的雅事相比。但赏玩本身却又渗透了文人的气息。这反倒说明，园林是文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园林实现了诗意栖居的审美意图。园林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但也正因为造园属于工匠的事，所以文人在赏玩园林、体验诗意的同时，少有、甚至不愿意过多讨论具体的造园之术。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中国文人园林相当发达，另一方面关于造园的书籍却如此稀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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