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世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学术大昌，群材致用。工艺经诀之书，非涉俚鄙，即苦艰深。良由学力不同，遂滋隔阂。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于造作之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穷研，务使学者融会，博采图籍，编写工科实用之书。
1935年，朱启钤（右一）、梁思成（右二）和刘敦桢（右三）考察北京天坛修缮工程。
中国要写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刘敦桢纷纷加盟
陶湘校订的丁本《营造法式》刊行后，朱启钤视同精美的文化食粮，迫不及待地送给他的好友、当时中国的文坛巨匠梁启超分享，梁启超如获至宝并邮递给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妇林徽因。
梁思成徜徉在充满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环境中，手捧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如同面对天书而百思不得其解。一番沉思之后，梁思成觉得欧美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只有日本学术界开始注意中国，其中著名者有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梁思成认识到：中国人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192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梁思成决意再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以“中国宫室史”研究为名申请攻读博士学位，从此矢志于中国建筑的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濒临危险，朱启钤觉得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仅凭借中国营造学社中的一些版本学家和文献学者的考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