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常常感到缺乏名师指引门径的苦恼。值得庆幸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名为“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的丛书汇聚中国的教学名师于一堂，并且使诸位教学名师化身千万，指导青年学子真正进入学术殿堂。

　　结合自己的专业，笔者系统地阅读了丛书中的《宋代经济史讲演录》一书。该书是由著名宋代经济史研究专家、湖北大学教授葛金芳先生撰写的。笔者在阅读中深感葛先生是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融会在这本小册子里了。全书不但内容充实，观点明晰，而且以“讲演录”的形式出现，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兴趣索然，反倒使人读之不忍释手。这不禁让笔者联想起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的一本“讲演录”——《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同样也是专家写小书，举重若轻，引人入胜。笔者深信，有志于研究宋代文史的青年如能以此二书为津梁，定能事半功倍，学有所成。但笔者在阅读葛先生的《宋代经济史讲演录》中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现订正于此，供广大读者参考。

　　本书第2页讲到“清王朝倒台前夕，梁启超先生在1905年就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新史学的标志，梁先生也因此成为新史学的前驱、先锋。”这句话有两处失误之处。

　　第一，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发表于1905年，而是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6月，商务印书馆又将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出版。

　　第二，“新史学”诞生的标志也不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应是梁启超的另一篇文章——《新史学》。《新史学》一文最早发表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全文共分六节，即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梁启超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旧史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蔽；“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以及“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三恶果。因而号召学界进行“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现在史学界普遍把梁启超《新史学》一文视为“新史学”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