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P263）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P 264）赏鉴古藏也就成为文人风雅生活的一个方面。此风自然也波及经济实力雄厚的徽商。一些徽商不恤千金购古董字画以装潢门面，甚至邀请文人学者共同赏鉴品评以弄风饰雅，这可算是某些徽商追求风雅方面的又一特写吧。


     三、徽商休闲活动之影响 


    徽商的休闲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有助于商业经营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同治时期黟县商人舒遵刚，“读书服膺义利之辨，力矫市駔积习”。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设喻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卷六上)其“钱泉论”可说涉及到了货币流通的本质。广泛交友，扩大交际圈，尤其与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对徽商的市场竞争和经营扩大以及信息来源无疑有重要作用。去茶馆茶楼聚会品茶聊天，有助于徽商掌握信息和把握市场行情。凡此等等都有助于徽商的商业经营。


    其次，打造了商人新形象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畀以《 阳明 先生全集》，谓读此即知即行，实痹世用。”名儒潘文熊闻说佩服万分：“若翁具此见解，非读书有得者不能道。”(卷14)在此商人已具备了儒者的远见卓识，怎能教人等闲视之！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P74） 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提倡“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提高了商人地位


    徽商好儒，重视教育，积极靠近官府，特别徽商子弟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纷经商，这样官商逐渐一体化。 余英时先生说：“ 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P540）这些都为徽商交游封建官绅打开了方便之门。 王世华先生说：“士商之间的传统等级分野被打破了，出现了士商交往的新现象，为长江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过，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终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促进了文化发展


    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立说，为商人辩护，传播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 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 徽商爱好字画，常以重金收购。正因如此明清不少书画家就以卖字画来谋生。如扬州八怪之一高翔死后，其好友徽商马曰 琯作《哭高西唐》诗，其中几句曰：“垂髫交契失高贤，傲岸夷犹七十年。白祫惯倾花屿酒，青山只取研田钱。两家老屋常相望，一样华颠剧可怜。”（P102）诗中反映了高翔以卖画维持清贫生活景况，不难想象其在世时，马曰琯是如何授金相助。其他如郑板桥、汪士慎等都曾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而且与徽商联系密切。可见，若没有商人尤其徽商收购收藏，在“黄金妄掌人荣辱”的时代，书画家们的创作活动很难说能维持下去。有充足的理由说，徽商爱好和收购古董字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石学和书画业的繁荣和发展。 徽商爱好戏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剧的发展和传播。“（明清时期的扬州）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如公、私诗文宴集的频繁举行，园林馆阁的竞相建造，字画古董的搜罗收集，戏曲音乐的风靡盛行，书籍碑帖的刻板印刷，以及手工工艺品的精工制作等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富商大贾为了他们的享乐，也为了附庸风雅，不惜金钱来办这些事业。”（P2）此言虽是泛指一般商人，但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商界可说是占了半壁江山，故其对扬州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第五，助长了奢侈之风


    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 俳 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杂记）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量培养艺伎，教之以诗书礼仪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 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耗费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还是能坚持节俭的。


    结语


    休闲生活，它反映一个社会的风尚，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审美观影响；反过来，它又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社会整体审美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以表现温文尔雅、含蓄内蕴为主的雅文化地位逐渐下降，而以表现直率袒露、粗俗外向为主的俗文化地位逐渐上升，尤其以戏曲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到明清时期，雅俗两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合流。于是人们的审美观便形成雅俗共赏的态势。明清时期徽商休闲生活就体现了这种雅俗合流的特色：一方面，徽商作为商人，是市民阶层的一部分，是俗文化的载体，俗的特色在其生活中必然处处体现；另一方面，徽商重儒的特色，使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崇尚儒雅的生活方式。从这一层面来说，明清徽商休闲生活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


     了解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之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明清社会历史尤其商人状况，更在于它也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休闲文化研究倡导者 于光远 先生曾说：“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因而研究历史上特殊群体的休闲活动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对于如今生活在更加商品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活审美观和人生价值观也有借鉴之作用。


      本文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 年第6期  作者：秦宗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