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品茗赏剧


     徽州乃产茶区，“岭头高土时闻味，古寺僧寒竞品茶。”（休宁李应光为松萝茶诗）饮茶之风极盛。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茶馆茶楼遍及全国各地，而茶馆茶楼往往是徽商休闲聚会聊天的场所，在这里，徽商一边品茶，一边交流，不知不觉中各地的商业信息便掌握在手中。有的茶馆茶楼或设有说书的，或请戏班演戏，以增气氛。徽俗有搭台演戏之风，据文献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竟斗迷离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卷７）由此之俗，于是听书看戏又成为徽商业余爱好。徽商中财雄势大者，还每每拥有私人戏班，称为“内班”。他们把四方名角聘入“内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卷5）如乾隆时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汪石公者，其妇人称“ 汪 太太”，巾帼不让须眉，名重扬城。其“家蓄优伶，尝演剧自遣。扬城每值灯节，儿童辄作花鼓龙灯之戏，太太莫不招入，而人亦以 乐得 太太赏赐，争趋之。”（第24册）徽商江春有春台、德音两个戏班。虽有摆阔之嫌，但足见观赏戏剧是徽商消遣嗜好之一。


    6．狎妓游乐


    有一首新安竹枝词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发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第７册载方士庹《新安竹枝词》）描写徽商常年在外经商难得回家的情形。又据民国《歙县志》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卷１）商人重利轻别离，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归，“徽州富甲江南，……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卷17)“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空对孤灯带影残”的寂寞，使得常年在外的徽商走向了寂寞情感的宣泄地带——青楼游乐场所。


    明清时期，青楼业以扬州为盛。扬州是富商大贾的集中地，其中以徽商为多。扬州青楼业之所以繁荣，商人可说是个重要因素。文献记载：“扬州清明……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眚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17](卷5)其他徽商集中的城市也类似扬州，如南京，“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卷3)场面之盛，人虽未至，已羡耳目。徽商汪海“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奕，终日无倦。少年造出，终谢不支。年始及耆，复出而游吴越，日置高会，召诸故人为平原欢， 踰月 而归。”(卷55)凡此等等足以表明狎妓游乐是某些徽商余暇之时留连忘返的活动。


     7．其它休闲之乐


     徽商还好斗蟋蟀之乐，如《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卷1)鸣秋靠传授徽商饲养蟋蟀技术而发财致富，可见扬州徽商对斗蟋蟀之好。其它诸如琴、棋、书、画、牌、花草之乐，徽商所好也不乏其人，兹不详述。


     二、明清徽商休闲生活的特点 


    社会生活习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特征。徽商的休闲生活正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生活特征之一——雅俗结合。徽商休闲生活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凸显商人之本色，追求儒士之风雅。


    1．凸显商人之本色


    徽商的社会角色定位毕竟是封建商人，因而其休闲生活还是以体现封建商人本色为前提。首先，徽商的休闲生活一般是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商人，徽商一切活动无不受其经营活动影响，故而休闲活动往往是伴随其经营活动并起辅助之作用。就读书来说，固然有追求士人生活的时尚倾向，但更多徽商是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理性认识，并从中吸收和领悟经营之道。休宁商人王太学，起初“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于是“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象王太学类的徽商可谓举不胜举。再就交友来说，一方面有助于商人商品声誉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再一方面便于市场信息交流。《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 闻 先生至，争先鬻其货。”(卷21)此外，某些徽商出于奇货可居之目的而聚古敛藏，这更凸显了商人之本色。其次，徽商休闲生活也反映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整合，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儒学发展史进程来看，儒学价值观经历了两宋义理与功利的对立到明清经世实学的义利合一的转换。这种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转换，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变，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志、公私义利并重、贾儒相通。出于这种新型商人价值观，徽商的休闲生活也就逐渐由“利”向“名”发生倾斜，追求一种“名”“利”相交融的生活形态。徽商不惜巨资举办诗文酒会以及慷慨解囊赞助文人等活动就是明证。再次，作为封建商人，徽商经营致富后，往往开始追求个人享乐，其封建腐朽性堕落性暴露无遗。这在徽商夸富示阔和寻欢狎妓上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这种社会地位在徽商内心深处产生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促使他们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在下文详述。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徽商在休闲生活追求上，无论是张扬金钱的魅力，还是掩饰心理上的卑贱，亦或是提高自身素养，无不体现了商人的角色地位。即使是徽商休闲生活的“儒士化”，也正从侧面表明商人学会了用更高明的生活方式来掩饰自己。不过，这恰恰体现了他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2．追求儒士之风雅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四民（士、农、工、商）”观划分社会阶层，士排在四民之首，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生活儒雅，令人崇拜。而商人则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倍受歧视。虽然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现实中，商人地位逐渐提高，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四民”观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虽然在社会思想界也出现了诸如“士商异途而同志”之类的说法，但其影响不大。更被正统思想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商人职业自卑感依然很强烈。如明朝歙商汪才生告诫其子“毋效贾竖子”。(卷78)清朝婺源商人汪庭梅致富后说自己“以商贾自秽。”(卷5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使他们渴望摆脱自身低下境况。由此，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风雅品位，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基本上是商人阶层的普遍意识。徽州地区重儒传统，更有不少因生活所迫由儒入商者，因而在徽商中崇儒意识更为突出。“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P134）于是士人的生活方式也无疑成为徽商学习和模仿的目标。这我们从徽商教育子弟的言论中可看出，如明休宁商人程封，早年弃儒业贾，历经艰辛终于致富，弥留之际告诫三子：“吾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向仁（长子）、向学（次子）业已受经，即向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卷61)类似言语在徽商家训族谱中屡见不鲜。闲暇时，读书作文以自娱，流连山水以怡情，结交官绅以为荣，品评书画以为尚，标榜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徽商追求儒士风雅以获心理平衡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