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印经院的《甘珠尔》精装版

    链接：多少《大藏经》流出国门

    除流往日本的版本之外，流往其他国家的《大藏经》也为数不少。1924年，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何德逊，搜罗了全套《大藏经》；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从外蒙古搞到了部分《甘珠尔》，后又从北京搞走全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又一版本)。

    外国人研究《大藏经》的历史并不晚，而且较有深度。匈牙利人乔玛曾于19世纪向国外读者介绍过藏文《大藏经》。研究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的有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其中日本尤为突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编纂目录索引等工作，成果显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许多藏学家先后对《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版本目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链接：一个日本僧人的入藏路

    寺本婉雅来华的最初目标是进入西藏。1899年6月3日，寺本婉雅给四川总督奎俊递上了一纸成文，力陈日本寺院东本愿寺为“拯救”西藏，向中国派遣僧人的必要性。寺本婉雅还提出了15条“促使中国国民觉醒”的改革建议。奎俊看了寺本婉雅的条陈之后，不仅没有识破其真实用意，反而对其“一片爱我中国之苦心”大加赞赏。

    在此之前，寺本婉雅曾打算秘密潜入西藏，但无功而返。成功地将两部《大藏经》盗入日本后，寺本婉雅在日本西藏研究方面“声名鹊起”。1901年11月，他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经费支持，作为日本外务省“西藏蒙古研究生”再次从日本出发，肆机进入西藏。

    1903年，寺本婉雅和常驻雍和宫的五世阿嘉活佛到达了入藏的必经之地塔尔寺。在塔尔寺，寺本婉雅一住就是两年，期间除继续学习藏文、翻译佛教经典之外，就是不断要求阿嘉活佛派人陪他进藏。阿嘉活佛似乎发觉了寺本婉雅入藏的真实企图，一直未应允。其间，寺本婉雅不断向日本外务省汇报自己搜集的情报，并把在北京搜集的佛教文献和佛像带回日本。

    1905年5月，寺本婉雅终于进入拉萨。此后，他以学习佛学为名，进入了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同年10月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寺本婉雅先向日本政府报告了自己在西藏的考察过程，随后又在日军参谋本部做了有关西藏、蒙古和满洲(中国东北)问题的演讲，其中不仅涉及英、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提出了开采蒙古地区的盐矿和改良日本军马的问题。寺本婉雅的中国之行，无疑为日本日后侵华积累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