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印经院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刻版以其精准确凿而享有“范本”的盛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日本僧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或借传教之名刺探中国战略情报，或以“弘法”为借口偷盗中国文物古籍……其中，日本佛教大谷派僧人寺本婉雅窃取《大藏经》的过程最令国人愤慨。

    政治间谍在北京耍手腕

    《大藏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寺本婉雅处心积虑从中国骗走的是两部藏文版《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自古以来就有写本、刻本两大体系。藏文典籍的手写本中，一般都是用墨写的，也有金粉、银粉等写的，像《大藏经》这一类书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

    1900年6月20日，日本驻华使馆职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先后在北京死于义和团团民之手。次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发动战事。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先动员一个师团开赴中国作战，随军翻译就是僧人寺本婉雅。

    寺本婉雅此次来华其实身兼秘密使命。日军第五师团司令部为其开具的身份证明说：特许寺本婉雅“翻译服务之余暇，受东本愿寺委托研究西藏经典，在调查制作西藏经典方面给予方便”。

    1900年8月19日，寺本婉雅进入了北京城。曾有学者在著作中说道：寺本婉雅在北京期间，与其说是一名翻译，不如说是一名富有政治手腕的政客，或者直接说是间谍更贴切。

    在北京期间，寺本婉雅频繁游走于皇室诸王和专程回到北京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的府邸，积极主张在日本和清廷之间秘密结盟。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紫禁城和雍和宫被沙俄军队和俄国教会占领。皇宫内的800多名太监和雍和宫的400多名喇嘛流离失所，个别喇嘛甚至变卖寺内佛像、经卷以维持生计。

    寺本婉雅认为大好的时机来了，遂说服日军统帅，救助逃亡在外的太监，又给雍和宫的喇嘛们每月450石大米的口粮。他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等人商议，将包括紫禁城和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北城纳入日军占领区，成功地将盘踞在雍和宫内的沙俄传教士赶出，重新找回喇嘛。在一系列的“救助”活动中，寺本婉雅与清廷高官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