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的针灸著作大多失传。唐代名家王焘著《外台秘要》时，只存灸法，不存针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宋代林亿等人校正医书时指出王焘“取灸而不取针，亦医家之弊”，针法才重见于世。为了重振针灸之术，宋仁宗天圣年间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被颁行各州，刻石永存。此外，王惟一还设计并主持铸造铜人两具，形如真人，脏腑并俱，其外刻有穴位名称，穴处有孔。将铜人裹蜡封住小孔，内蓄清水，命学生针刺穴位，若中其穴则有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对传习针灸很有实用价值。宋金战争中，两具铜人和刻石均作为战利品被金人掳到北方。

　　明代对于针灸学也较重视。英宗正统年间曾复制铜人，置于太医院。明代医家高武也曾亲铸铜人三个，男、女、童子各一，但未传世。高武的《针灸聚英》是当时一部有名的针灸著作，对前人所述取其同、论其异，故曰“聚英”。

　　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对针灸经络很有研究，在研读古医经所记载的“奇经八脉”后写成《奇经八脉考》。李时珍认为所谓奇经与正经的关系，好比湖泊与江河，江河(正经)的水多则溢入湖泊(奇经)，称得上是深入浅出的比喻。

　　中国的针灸学早在公元6世纪就传播海外，其中以日本为盛。《日本医学史》称吴人知聪于公元562年将中国古代医方、本草和针灸书二百六十卷带到日本。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见效迅速，很快受到日本朝廷的重视，不断派遣医生随使节来中国学习。

　　谈古论今，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针灸学在传承与弘扬中取得了长足发展，大量针灸医生分赴海外治疗、讲学、交流，使得这一古老的国术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重新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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