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1927年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科学与文化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Luce Fellow，1983）、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86），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香港科技大学（1992）、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1990）、香港城市大学（1999）客座教授。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曾任第32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国内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兰州大学、扬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等。

哲学要能提出一些问题

　　记者：20世纪80年代，您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集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此后，您强调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新轴心时代”、“中国现代哲学的‘接着讲’”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吗？

　　汤一介：哲学是干什么的？我想哲学就是要能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才可以有新思想。当然，我不敢自称是哲学家，但我很关注哲学问题。从80年代初开始，我考虑如何破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此前30年间，我们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比如当时认为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这些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哪里开始呢？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个伟大的哲学，这个毫无疑问，但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有问题了。当时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史的发展，它是通过一些重要范畴的不断提出而逐渐深化的。比如柏拉图用“being”这个开展一套理论，孔子用“仁”来开展一套学说。所以，应该从人类认识史来研究哲学，既然从人类认识史来研究哲学，那么每一代哲学家都提出新的概念来，这些新的概念并不一定都是唯物主义提出的，有的是唯心主义提出的，所以人类认识史是两者不断促进的，而不是两军对垒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提出中国哲学范畴问题，最早我们还出版了范畴问题讨论集，开了两三次会，作为突破口，把原来两军对垒问题消解掉。这是第一阶段。

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1983年我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碰到的主要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支，从熊十力、牟宗三到杜维明。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来，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心性学说可以开出科学的认识论体系。对此我不十分认同，我觉得这两个命题可能都有问题，并思考可否从另一种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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