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其实中国传统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因为从最早的《五经》看，有《礼记》、《周礼》、《仪礼》，如果看二十四史（不仅是二十四史）其中的“志”，“刑”和“礼”是分为两“志”的，正如贾谊《陈政事疏》中所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当时治理国家是用这两套：刑法和礼乐，所以中国常把自己也称为“礼乐之邦”。因为礼不仅仅是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带有制度性质，我们传统的婚丧嫁娶都有规定的制度，因此我想研究这个问题。我招收了一个博士后，专门让他研究“礼法合制”，看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没有一点意义。前几天和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谈，他是法学教授，现在是校领导，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很重要。我说这样吧，这个题目虽是我研究的一个题目，我那位博士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我说你也来参加，他说好啊。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不断想问题，希望能提出一些新问题来考虑，我不一定能解决得很好，但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也总有点意义吧。
现代“儒学”应从学理上发挥作用
记者：儒家思想资源是非常多的，但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化得切实些，而有益于现实社会？
汤一介：“儒学”必须要让它面向现实，而“儒学”本来就是要求“治国平天下”的，但主要应从学理上（即其“学统”）发挥作用，所以我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政治法律有关的“礼法合制”问题。还有前一阵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现代企业家也有一定的意义？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儒商）精神》，已发表在《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上。我的想法是，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儒家都好，但是我们要发掘它的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东西。马克斯·韦伯是很有眼光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工业化等原因之外，还有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卡尔文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用新教伦理如何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精神支柱呢？他说，资本家一定要不断赚钱，但要用最理性的方法来赚钱，这是资本家的一种天职，它可以增进上帝的荣耀，因为卡尔文教是一种宗教。那我可不可以用类似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可以用最合理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以增进社会的福祉和他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我想这可能是符合儒家精神的，因为孔子讲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取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富与贵，虽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但不符合道义得到它，我不做。这是儒家的精神，《周易》中有一句话，“何以聚人？曰财”。怎样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要钱财，聚集老百姓是目的，钱是手段。所以说我们古代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为社会的福祉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本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有分量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出来，这样影响就大了，但要做一个有体系的理论的着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家的参与。
希望《儒藏》至少在100年内为世界通用
记者：您主持的《儒藏》工程从2004年正式实施，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近400名学者参与了这一工程。请问您当初提出要做这个大工程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几年的编撰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对《儒藏》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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