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悠久、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

　　从20世纪末以来，我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时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西方解释学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不仅用来解释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艺术学都可以用解释学来解释。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解释学？我认为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解释学，但却有长久而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西方解释学成为真正解释学，也是在19世纪末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他们完成的，当然解释经典的传统在西方也是很早的，主要是解释《圣经》。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解释学，在历史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系统的学科，但解释经典的历史是很长的。比如《左传》解释《春秋》，那是在公元前300多年前甚至在前400年，这比西方解释《圣经》要早；《易传》解释《易经》，那是在公元前300年，也很早；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在公元前200多年开始的。所以我们有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没有把它形成解释哲学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材料，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形成独特的中国解释学？如今，山东大学的《中国诠释学》已经出了6集，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为此写了5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

我大概是1999年在费孝通主持的一次会上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一想法的，西方学者稍早一点已提出了这一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认为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古犹太和古波斯几乎同时出现一批思想家，而且彼此之间没有接触，孔子、老子不知道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这批思想家几乎是在互不影响下独立发展的，为什么？从世界大发展的角度讲，当时世界正经历着大发展：中国是春秋战国大发展的时代，印度的佛教是在与婆罗门教争斗、反对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这一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希腊哲学的繁荣背景也正逢希腊城邦制特别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出现。所以雅斯贝尔斯有一段话说，他们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可是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逐渐互相影响，而每一次文化新的飞跃，都回到它的起点，然后“燃起火焰”。这期间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的复兴，都是回到原点。从历史看确实如此，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中国宋明理学回到先秦孔孟的儒学。

如今的世界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全球化”的出现。“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没有互相影响，现在彼此间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否会出现世界大转变，是否会产生新的思想家，是否预示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呢？从中国的形势上看，我们国学的复兴还是很初步的，可是苗头已经逐渐出来，现在不仅是大学里有国学院的成立，中小学也在背诵古书，社会上有些社区也在讲，它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比如，北新桥街道就在孔庙办了讲习班，是针对市民的，我也去讲过。北京大学也办了讲学班，是针对企业家的。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对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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